在牛顿之前，天体曾被认为有着自身恒久不变的运行规则，而地球上所有物体的运动终会衰弱。毫无疑问，牛顿是重要的改变者，但牛顿也说过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牛顿所说的“巨人”，包括他之前的射击学研究者。射击学深刻地影响了16、17世纪新科学的实际建构。许多与牛顿同时代或稍早的科学家都深受弹道学、射程预测、精确射击等新兴问题的影响，引发了一场思想革命。

16世纪的运动学说仍然基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也就是物体的自然状态是静止的，鸟类能飞行是因为其轻巧的羽毛能将其托向天空，烟雾则有可能飘向月球，石头和炮弹会归于自然静止状态。当时还没有动能的概念。

大炮的发明打破了这一切，由此诞生的弹道学推翻了古典力学，然后就是与后者紧密绑定的中世纪学说。伽利略曾在著作中意味深长地调侃神学家“一不登上舰船，二不拉弓引箭，三不操作大炮，却把自己关起来搞研究……还只研究亚里士多德是怎么说的”。当然，教会将伽利略的学说进行了封禁，更是不允许包括伽利略在内的研究者根据弹道学得出的运动规律，拿来探测天体运动，以避免动摇教会意识形态的基石。

17世纪的英国，相较于欧洲大陆更加包容新思想。1662年，英国皇家学会建立，阿亮的科学家在这里演示诸如枪炮实验，校验炮弹发射运动轨迹。这无疑是极具实用价值的，因为借此可以制造出射程更远、射击更为精准的大炮，培养出更为专业的炮手，拱卫英国的海上霸权。

转到18世纪末，法国枪匠兼发明家奥诺雷·布兰展示了他的成果。他当着很多学者、政治家和军人的面，将自己制造的1000个枪机（枪的机械工作零件）进行了随意的搭配组装，这些零件均可以互换组装，从而成为一些可以正常使用的火枪。

历史学者、伦敦科学博物馆首席策展人安德鲁·内厄姆在其所著的《子弹的轨迹：枪炮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就谈到，奥诺雷·布兰的发明影响深远。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各种商品，包括精密构造的电脑、汽车等产品都是通过批量生产的，但在奥诺雷·布兰生活的时代，钟表、枪、风车等具有复杂机械结构的装置，只能由工匠凭借自身的精湛技艺来逐一组装、调整和校准每一个工作零件。产品结构越复杂，对于工匠基于对产品工作原理的理解所形成的考验就越大。

所以，工业文明发展初期，工匠的成才之路是很漫长的，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来逐步形成对于复杂用品结构、性能、构件的理解，发展出许多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隐秘技能来完成制作。然而，即便如此，工匠做出来的复杂产品，也基本上无法实现部件的相互替换。

《子弹的轨迹：枪炮如何改变世界》书中指出，18世纪法国不断加大枪炮生产，但工匠的产量是很低的，而法国政府和军方也无法做到让士兵去从事枪炮的制造。甚至而言，工匠在制造出质量低劣的枪炮后，还以拒绝承担订单为威胁，逼迫法国军方释放了责任人。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奥诺雷·布兰的创举在当时有多么令人激动人心了。

但奥诺雷·布兰创立的理想化的枪炮制造体系，又过了很久才在美国得以首先实现。这最终实现了从工匠到工人的过渡，工人的职业地位相较于之前也大幅下降，工人基于科学流程、工艺协作运作，产能大幅增长，就为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当然，卡尔·马克思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指出职业分工细化剥夺了人类多样化的本能，使得工作不再具有吸引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给予了严厉批判。

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更为细分而高效的制造业流水线同样首先出现在了美国。如《子弹的轨迹：枪炮如何改变世界》书中指出，奥诺雷·布兰的设想延迟了很久，才得以成为现实，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测量工具及其相关的知识还不具备，而在这方面的工具、知识配套得以完成后，美国就率先建立起产能和精益水平远超欧洲国家的军械制造工厂。而在19世纪末，工业领域内的尺寸控制、精准测量、可重复性等要素在其他很多行业开始成为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亨利·福特可以在20年内建立诸多大型工厂，并造出了1500万辆汽车。

20世纪50年代，日本汽车行业从美国引入了精益管理的思想，并将之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重新赋予了流水线工人控制生产线流程的权力，由其主导解决发现的质量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的丰田模式——相较于福特模式，丰田模式显然更为接近奥诺雷·布兰当初的设想。

书名：《子弹的轨迹：枪炮如何改变世界》

作者：（英）安德鲁·内厄姆

译者：张洁、李伟彬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