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简史作为历史读本，写作难度要显著高于一般意义上的教科书、通史简化版。由于篇幅不长，所以不能写成罗列史实的方式，但又不能完全回避史实叙述。另一个突出挑战在于，仍然是因为篇幅所限，所以撰写者必须审慎处理历史记载、考古发现存在矛盾、冲突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国内出版机构陆续引进了欧美、日本等国的很多极简史作品，包括极简英国史、美国史、日本史、欧洲史，以及东南亚、非洲、拉美国家的极简史读本。这些读本有一些出自历史学界的大家，让人见识了史家巨擘的深厚功力，深入浅出，叙述流畅。

国内历史学界，以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很多学科的名家，相对来说，对于极简史、科普作品的重视程度就要低一些。毋庸讳言，国内图书市场上的普及型的历史、科普版本，更多的是由某些出版商“攒”出来的，品质不高，走的就是一个低价兜售的路线。同样，国内很多学科的教材，也带有很强的“攒”色彩，名家、大家对于编撰教材并没有像欧美学术同行那样感兴趣。

正如此前一些学者、出版业者所分析谈到的，这很可能因为普及类读物、教材的成绩，无法转化为学术成绩，无助于职称评定。也正因为这样，国内读者所可能接触到的普及类读物，要么是舶自国外的译作，要么就不得不忍受国内版本很多图书的低品质。这必然抑制了国内读者对于历史、科学等各方面读物的兴致，拉低了全民阅读的热情。

海峡书局、后浪出版近日推出了著名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马勇所著的《极简中国史》。这本书严格意义上应该称之为“极简中国史论”，可以与吕思勉等名家的中国通史作品搭配，引领读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厘清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定律。

《极简中国史》纵论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分28讲讨论了中国历史进程中涉及到的几十个价值命题。比如，为什么清末知识分子如此怀念和向往夏商周三代之治？三代之治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究竟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又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知识人（知识分子）从官办机构转向民间，由此带来了思想争鸣，创造出学术自由空间，也间接性地挽救了当时日渐沉沦的道德价值。就此问题的探讨，《极简中国史》在比较短的篇幅内给予了很深刻的分析，一方面指出了当时的思想竞争催生出大量的思想、知识瑰宝，开创了沿袭到了中国近代的思想、知识框架；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完善了道德规则，催生了道德共识，这使得虽然秦国以制度革新和军事优势一统全国，但知识人延续了上述道德规则和道德共识，成为中华文明中的价值内核。

秦汉以来，中国历朝历代都呈现出鲜明的世俗化王朝的特征，天命理论往往只有在王朝兴亡时才会更多地被提及，因而前面提到的道德规则和共识，就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统治者会不可避免受到道德制约，不能完全摒弃仁政爱民的基本路线。

再如，《极简中国史》比较客观公允地评述了从东汉到南北朝门阀士族的命题。这个过程中，门阀士族渐趋腐朽，但仍然在礼乐文明和文化艺术的传习、提升上发挥了很重要的角色。例如，南朝豪族融合了儒释道，发展了当时的文化、文学。东晋时的佛教徒在译经时总结出汉字的声母、韵母和四种声调，发明反切拼音之法，这也启发了当时的诗人。沈约等人提出“四声八病”，来规范诗歌的创作，为格律诗建立了律令，为之后唐诗的鼎盛打下了重要基础。

书名：《极简中国史》

作者：马勇

出版社：海峡书局·后浪

出版日期：202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