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在40多年时间里保持了年均超过9%的增长率，人均GDP也从不足200美元提高到了超过10000美元。中国GDP总量超过了14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17%，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持续上升，出口的附加值显著提高，技术进步加快，从技术模仿者向创新者转型。

观察、分析和解释中国经济崛起，也成为了中外经济学界多年来最为重要的命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理解中国的经济崛起：源起、模式与特色》，由香港岭南大学前讲座教授、澳大利亚马夸理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创所所长暨讲座教授郭益耀，复旦大学教授陈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冯曲主编，收入国内外近30位经济学家撰写的专文。这些专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动因、制度优势，也剖析了中国经济质量改善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相关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是郭益耀教授发起，借鉴德国大学的传统，编辑学术专著，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庆贺60岁华诞（2023年1月）、从教35周年的纪念成果。

全书收入的第一篇专文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撰写的《推断与解释中国》。该文回顾了张五常教授20世纪80年代如何通过对中国经济实践中一些细节、现象进行推断，从而笃定中国将实现市场化转型：一是中国通过承包合约的转变，推动了产权的确定；二是珠三角地区当时一些国企已经开始出现职工身份转换为合同工，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将必然实现市场经济转型，而不会重回计划经济。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在《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中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1949-1978）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绩，而这为1978年之后的快速增长、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许多虽然受到忽视却不可或缺的基础。比如，新中国成立后推动妇女解放，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大范围大幅度地普及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进行了产业积累。该文还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过去以来的三个优秀传统，如务实主义、贤能主义和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充分融合，这成为经济腾飞的哲学和政治基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讲席教授白重恩等人所撰写的《“特事特办”：中国经济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基础》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制度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实现快速增长，一个更重要的动因就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奉行所谓“特事特办”的制度，地方政府会竭力帮助一部分民营企业突破正式制度中的一些不利规则，以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提高办事效率、以优惠价格提供信贷和土地支持。文中基于实证分析指出，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更容易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真金白银”式的支持，企业出口也可以得到相当大力度的支持。尽管经济学界通常认为国内的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等主要惠及国有企业，但“特事特办”制度事实性地使得国企、国有平台会通过股权合作、供应链合作等方式来获得收益。

当然，《“特事特办”：中国经济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基础》文中也指出，“特事特办”非正式制度所发挥的作用，或者说作用大于弊病的阶段已经渐渐过去。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制度的完善，“特事特办”制度暴露出经济要素分配的不公平以及导致效能低下，并且，出口行业企业享受“特事特办”待遇也容易导致该行业在出口目的地国引发贸易壁垒。

书中《多重政策目标与地方政府行为》一文深入分析了多重政策目标下的央地关系。文章作者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前，地方政府分享地区经济增长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地区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单一政策目标形成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局面，这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动力。但在近年来，环保考核、安全生产、房产调控等新的政策目标被加入考核体系。书作者探讨指出，上述考核目标与扩大地方财政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在监督、考核力度不大或持续性不强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有降低政策执行力度以减少财政损失的动机。不但如此，新加入考核的各项目标之间，有时会让部分地方面临对目标进行重要性排序的情境，比如过去一些年里坚决遏制房价上涨就与环境治理、保障蓝天的目标之间存在排序考量——要遏制房价上涨，地方发展动能就必须通过地方国资驱动的投资增长，以及地方民企的发展得到“补偿”，这有时会诱使一些地方放松环保监管。

书名：《理解中国的经济崛起：源起、模式与特色》

主编：郭益耀、陈钊、冯曲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