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时代（483-493）只有短短的十年，却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产生了极其重要的转向作用。永明时代的宫廷文学赋予了诗歌以声律、声调，而且开始推崇艳丽、繁复的语言和意象。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副教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博士吴妙慧在其所著的《声色：永明时代的宫廷文学与文化》书中开篇就谈到，这种转向曾经招致了严厉的批判。清代诗人、批评家沈德潜曾认为，声色的注入，使得南朝诗歌丢弃了谢灵运的神工山水、鲍照的奇俊意象、颜延之的雕镂文辞等特征，而是将重心转向了诗歌表面和外在的形式，从而丢弃了真性情。

而在更广泛意味上，政治领域常常将南朝文学、文化风格定义为“萎靡”，并认为是政治衰败的表现。

《声色：永明时代的宫廷文学与文化》这本书认为，上述惯常批判是狭隘的，通过梳理永明时代的宫廷文学与文化，强调了当时的诗人之所以追求“声色”，是在于“对现象世界的细致观察与捕捉，反映了当时特有的一种复合型的个人价值观”。

书中探讨了沈约（441-513）、王融（467-493）、谢朓（464-499）在永明“声色”转向中的角色。西晋灭亡后，东晋以及之后的宋齐梁陈，南朝阶段整体呈现出北方士族力量的衰败，南方本土士族成长，但也不得不服膺于军武强人。南朝对于“才”的衡量，转向了“文才”——这当然不是治国之才，文学才华被放在第一，这显然也是存在缺陷的选拔标准。但相较于之前纯粹依据门第来选任官员，已经算是一种趋向积极的变迁。

沈约等三人作为宫廷文人，依附于帝王和皇子，更是被竟陵王萧子良列为“八友”的前三位——“八友”之一的萧衍后来登上了皇位，成为梁朝的开国君主。

《声色：永明时代的宫廷文学与文化》书中指出，沈约等人吸纳了佛教东来的一些观念，融合了既有的道家观念，从而能够专注于对声色的细微观察与描摹，这正是推动诗歌创新的内在观念动力。

东晋时的佛教徒在译经时总结出汉字的声母、韵母和四种声调，发明反切拼音之法，这也启发了当时的诗人。沈约等人提出“四声八病”，来规范诗歌的创作，为格律诗建立了律令，为之后唐诗的鼎盛打下了重要基础。

《声色：永明时代的宫廷文学与文化》书中提及，沈约的一些诗作中，尽可能选取能够通过吟诵诗句，让人再现场景声响（比如动物鸣叫）的字词，让一些鼻音重复叠出，创造出高度的和声效果。“通过一种自觉、专注而持续的‘思’之过程，诗人方能从最精细、最微妙的层面上领会音声”。

书作者指出，永明诗人的咏物诗显然是社交诗歌，借此来向君主以及其他位高权重的达成展现个人价值并寻求理解。诗歌中的事物哪怕细小，也不能简单地视为无足轻重，其意义很可能会招致他人的异常反应。一些时候，哪怕是下雨被写入诗歌，诗作者也需要细心描绘，搭建合理的句式组成，让人进入有意导引的联想方向。

书名：《声色：永明时代的宫廷文学与文化》

作者：（新）吴妙慧

译者：朱梦雯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