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英国流行病学家大卫·巴克尔通过对英国最贫穷地区的病历进行比对研究发现，20世纪30年代新生儿死亡率最高的社区，其居民在50年后的心脏病致死率也最高。巴克尔的解释是，这些居民的心脏病风险与其在母亲子宫中的发育环境有关。

巴克尔的观点提出时，引发了很多怀疑和反对。但时至今日，发展生物学、畸胎学、营养科学、环境科学、生命历程流行病学的研究人员通过跨学科研究，再加上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增加对母婴健康领域的投入，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巴克尔的观点，也就是产前母体环境与胚胎发育结果存在极其紧密的关系。

支持巴克尔学说的学者认为，代谢紊乱和肥胖症的发病率持续攀升，已经很好地证明了不平等问题具有跨代传递性。这一观点也被用来解释美国等国家的不同种族历来有着不同的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尤其是非裔美国女性在妊娠期遭遇的心理压力的概率更高，这与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以及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中残留的种族歧视密切相关。

当然，也不必过度夸大孕妇行为与小风险因素之间的关联，因为这很可能会被商家、阴谋论者发展出毫无依据的断言，比如有人就宣称特定的食物可以改变孩子基因，还有人为孕妇避免接触WiFi信号以及其他电磁设备、信号鼓呼。

哈佛大学科学史及女性和性别研究方向的教授、哈佛大学基因科学实验室主任萨拉·S.理查德森在其所著的《母体记忆》一书中就指出，母体效应具有隐蔽关联性，所以一概予以否认或者一味夸大其因果性都是不可取甚至是危险的。

一个多世纪以前，随着德国生物学家威丝曼提出种质学说，这一方面驳斥了之前具有误导性的获得性遗传观点，但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新的误解，也就是过度强调父母不良的生活方式将直观、具体地影响胎儿，造成严重后果——这成为优生论的科学基础，最终发展为欧美社会大规模地剥夺所谓低劣种族人口、低智母亲的生育权。《母体记忆》书中指出，优生学在20世纪前期被越来越多地用来研究父母向后代的性状遗传过程，最终发展为了纳粹法西斯主义。

也正是在20世纪初，优生论催生了优生学、胎教，甚至宣称孕妇妊娠阶段通过胎教可以极大地提高胎儿智商，各种奇奇怪怪的胎教方法论“在生理健康和高尚道德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联系，它强调正确的生活方式、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道德约束能力是有机体进行自我提升的方法”。

当然，优生学并非毫无价值可言，通过揭示父母身体健康及基因因素与孩子健康、性格之间的关联，从而产生了一种道德义务，也就是为人父母者需要为此担负必要的义务，比如想要孩子的父母需要（至少暂时）控酒戒烟，又如当时的很多家庭为此降低了孕妇妊娠期的劳动负荷。

当优生学和胎教说被悉数扫入故纸堆后，科学家开始重新致力于研究环境、基因遗传等因素对于胎儿健康的影响，并找出隐藏在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比如前面提到的有色族裔人口在美国因为种族歧视，包括孕妇在内的各式人等长期处于高压下的紧张状态，这就影响了有色族裔新生儿的健康；又如，科学家证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意味着孩子不良的营养与产前护理，最终会使得这类家庭生下的孩子体重不足（长大后发胖概率更大）。

但即便如此，母体效应仍具有相当的隐蔽性，也就是说其因果性尚未能非常充分地得到体现。目前可知、可确定的情况是，母体宫内环境是后代成年结果的重要原因，但同时还需要与人体健康涉及到的体制、社会、环境因素产生作用。而且，在重视这些方面原因、作用的同时，必须充分吸取历史教训，要避免再现对所谓的不合格母亲进行筛选，避免对母亲尤其是非婚母亲延续污名化和道德恐慌。

书名：《母体记忆》

作者：（美）莎拉·S.理查德森

译者：郑澜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