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战争、军事和启蒙一起构成了”欧洲进化的重要动能。

英国、法国以及18世纪晚期出现的美国，是第一波兴起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持续不断地投入战争，为此进行军事装备革新，加强军事动员和组织。这是一个不同于古代国家战争和军事组织的方式，最显著的区别是被投入战争的主要人力，是近代公民而非简单意义上的王权臣民，是以服兵役方式从军的，加之近代的居民识字率不断增长，这就使得军队内部必须致力于思考战争的正当性，还有就是战争的各种代价。

近代传媒开始全方位地呈现军事动员和组织，以及战争全过程，参与其中的除了军人、国家官员们还有启蒙思想家、文化精英、诗人、小说家、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许多类型的公民代表。在当时，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及子弟）为国效力，还是军事、战争的成本担负者。

美国历史学家、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和艺术史专业教授克里斯蒂·皮奇切罗在起所著的《战争与文明：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书中就指出，从近代初期宗教争端引发战争，到维护殖民权力和封建王朝的荣耀发起战争，再到后来以争取国家经济和政治自立以及文化自尊投入战争，战争逻辑不断趋向于理性化、世俗化。战争本身浇筑了更多的理性原则，各国以军事院校训练将校精英，使之掌握如何以战略和战术完美为手段来追求国家目的。战争也加入了更多的情感和道德哲学，所以逐渐形成了国际法原则，限制杀戮，尽可能避免伤害平民，并为国际红十字会这样的救援组织超越双方的界限救治伤员。

正如克里斯蒂·皮奇切罗所指出的那样，17-18世纪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启蒙运动，与军事领域的启蒙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事暴力杀戮的军人们，被要求处理好职业身份与道德素养之间的关系，军人们会与敌国的同行保持交流，在没有作战的时候，甚至可以一起聚餐、以礼相待、在联谊会等框架下发展联系。这种做法被认为是文明化的、职业化的。

这种方式相较于过去，可以更好地传承军事领域的很多隐性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期间，尽管贵族出身的将校军官阶层在军事恐怖中受损严重，但革命力量随即从平民子弟和底层士兵中提拔的新精英被证明完全可以胜任军事指挥。

而且，军事文化下的联谊，本质上是去等级化、去中心化的，所以这类团体往往会导致参与者生发更强的平等意识。

事实上，军事启蒙造就的新型军队，一定会很快地暴露所在国政治等方面革新不足的弊病。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固然是与王室、贵族阶层无法处理三个阶层政治矛盾有关，还有财政资源匮乏以至于无法维持国家有效运转等方面的原因，但在此之前，法国在多次对外战争中遭遇的惨败，其实就动摇了旧秩序下底层军官和士兵，以及广大平民对于政治和军事权贵的信任。

军事启蒙自然包括更多地引入科学力量，使得军事动员、组织和战事指挥、运作进一步科学化、理性化。所以，在波旁王朝还没有倒台的时候，也在大力支持军事革新，设立诸多的军事院校，在军队中建立起新的军事职业标准，鼓励科学家、工程师在军事科学上进行更多的创新探索。此外还包括军事医学的研究，这有效支持了卫生学、预防医学、治疗医学、军事心理学等关联学科的发展。

而在与军事相关的领域，理性启蒙的进程也在提速。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哲学化风潮风行的18世纪法国，很多人从战略、战术、后勤、文化、道德等方面参与完善战争和军事的运作过程，连巴黎沙龙的名媛妇女也在讨论废除针对逃兵的死刑，战争政策在报纸上进行公开讨论，军人撰写论文或回忆录、游记等作品来介绍域外的景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黎的绅士、名媛们常常是一边品尝着美食，欣赏着最新的时装，另一边热衷谈论战争艺术。

法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军官，在其他大洲进行殖民扩张、征服的过程中，其实也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分化，也就是意识到其他肤色和民族的人们与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公民并没有智力等方面的本质差异。

这些促成了法国殖民地，以及与近代法国发生其他贸易、文化、政治联系的国家和地区，缓慢但积极地纳入了军事启蒙的成果。这也是为什么历史学家会总结概括认为，拿破仑的军队在欧洲大陆打到哪里，就会将平等、自由以及世俗化的文化观念扩散到哪里。

书名：《战争与文明：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

作者：（美）克里斯蒂·皮奇切罗

译者：李海峰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