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之际的禅让，之后引发了多轮类似的政治剧目。西晋取代曹魏，以至于南朝四朝取代前朝，皆是套用这番逻辑。而在北朝，北齐、北周的建立，也同样采用了禅让来完成王权更替，杨隋、李唐继续沿袭。等到五代之末，赵匡胤建立的北宋用禅让为形式，夺走了柴周江山。

现代人看待禅让，或许会觉得这是个虚伪无聊的政治把戏，就如当初伊拉克、利比亚举行过的所谓投票同意率百分百的闹剧那般。但如果都采用当代观念来审视，那么古代甚至到了近代，甚至是那些延续了很久的政治制度，恐怕都会被挑出一大堆毛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冲在《带献帝去旅行：历史书写的中古风景》一书中就谈到，沿用数百年之久的禅让，是构成中国中古王权独特景观的重要元素。

汉魏之际的禅让，也就是汉献帝向魏王曹丕禅让，经过了非常复杂精致的步骤，经过多次禅让、劝进、坚辞不受，最终曹丕才勉强接受。书作者徐冲指出，无论是汉一方的反复劝进和让予，还是魏一方的从拒绝到接受，都经过了事先的精心设计和准备，劝进主体不断升级，内容不断深入。这其实就是一个王权更替、天命转移的论证过程，从而完成对新王朝政治合法性和正当性的确立。

曹丕当时是魏王，这其实已经并非汉臣。他的父亲曹操被册封为魏公时，就获得了冀州之河东等十郡为封地。之后更是晋格为魏王，享受到诸如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设天子旌旗等待遇。

《带献帝去旅行：历史书写的中古风景》书中进一步指出，建安元年（196）曹操做出迎献帝都许的政治决策并付诸行动时，就很可能在酝酿禅让模式来完成王权更替了。

196年前后，汉廷、汉帝的政治权威已经在黄巾起义、董卓乱政、李傕郭汜把持朝廷，甚至导致皇帝狼狈出逃等一连串事件的冲击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新低。这种情况下，尽管士大夫阶层都可宣称延续着人心思汉的共同体观念，但是军阀割据带来的政治混乱局面仍然给了很多官僚、地方大族子弟、士大夫成员通过拥戴新帝、谋划新朝借以取利，创造了条件。

既然要谋划新朝，就涉及到新王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如果不进行这方面的铺垫，哪怕获得了传国玉玺，也会被认为理据不足，袁术被认为僭号称帝，招致方方面面的反对就是明证。

在汉魏易代以前，政权交替模式通常有两种，一者就是书中所说的禅让模式，二者是所谓的逐鹿模式。逐鹿模式就是以军事手段来推翻旧王朝，通过宣称自己否定了曾具有的旧王朝臣民的身份，所谓“不臣而君”，但这必须建立在前朝暴政等前提基础上。

禅让模式的操作看似简单，但这需要对“臣”和“君”各自的政治伦理提出具体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说，要取代“君”的“臣”并非为了私利，而是为了大义、天下人的福祉才承担这种勉为其难的艰难使命；而“君”慷慨地让渡自己的权威，目的也是为了天下。正史记载，汉魏易代后，曹丕对群臣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说明，至少从形式上，当时曹丕参与的禅让，在努力朝着前述方向递进。

而当西晋取代曹魏，这个新王朝的史官们开始面临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合理地界定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人的角色。不同于曹操一人在汉末力挽狂澜，并统一北方，稳定住汉室的领域基本盘，司马父子并没有这方面的功业。

到了南朝，禅让已经从汉魏之际的神圣化仪式，变得近乎闹剧。南朝王权理念也开始呈现相对于魏晋时代的反动，如《带献帝去旅行：历史书写的中古风景》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在记录南朝帝王本纪历史的记述中，将创始帝王的元年选择在了禅让之前，即“禅让前起元”。

再回头来看汉魏之际的另一个重要角色，也就是汉献帝刘协。他在被逼禅让以后，又活了14年，在魏明帝青龙二年才辞世。献帝死时，在魏朝的政治身份是两位一体的：山阳公，以及汉家仪仗下的旧皇帝。这种尊贵程度，类似于向大禹禅让了王位的舜，仍然带有“君”的身份。

献帝作为汉家最后一个皇帝（如果我们并不将刘备建立的季汉定义为正统），政治权力的丧失其实是在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也就是汉魏禅让之前四年多，就已经实现。因为《献帝起居注》在建安二十一年后就没有了记录，献帝不能够延续以天子身份在每年立春发表仪式性的诏书的惯例。恰恰在这一年，曹操进位为王，次年设天子旌旗，并以曹丕为魏太子。

这也意味着，刘协在身体死亡（234年）的18年前，其实就早早地迎来了政治死亡。

书名：《带献帝去旅行：历史书写的中古风景》

作者：徐冲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