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高度警惕内宦掌权。但也正是在洪武十七年（1384）设置了司礼监，司礼监掌印及秉笔、随堂太监获得了掌理内外奏章和“批红”的权力。

当然，朱元璋以及之后的朱棣、朱高炽、朱瞻基几代帝王，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强势君主，与朱元璋自己设计的国家权力结构高度合一。在这种结构中，所有权力都必须由皇帝发出，即便是地方政令，也需皇帝出面任命的官员发出，所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事务，也要由皇帝进行裁决。

自然，皇帝一个人不可能处理完所有政务，但必须保持对所有政务的干预可能、监督和直接命令的权限，所以，明代的内阁也好，内廷司礼监也好，在朱瞻基之前都是皇帝用得很好的工具。

新出版的《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一书中，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方志远就指出，朱元璋等明初几代君王履职体现出事必躬亲的强烈色彩，包括“制礼作乐”（建立和维护国家的礼乐、等级制度）、“官修经史”，还有祭祀、“视朝”、“面议”、“批答”等工作，基本上都是亲力亲为完成。

这自然展现出皇帝励精图治的用心，但是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这在国家承平之际却难以长期维持。

所以，皇帝就会越来越重视他觉得用得很顺手的工具，尤其是司礼监。

内宦专权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司礼监从洪武到宣德为第一阶段，权力不断上升；而到了正统而后，则膨胀为内廷的象征，通过批红来制约内阁，“掌行”国家政务。

司礼监这个工具很好用。明成祖朱棣就深有体会。他以藩王起兵夺取帝位，所以即位后必须警惕其他藩王效仿，还要镇压建文旧臣的反抗，这意味着他不能像其父那样以藩王、亲贵作为核心臂助，所以就任用了跟随起兵的宦官，执掌东厂、监临京营、守备南京、出镇各地，这之后成为定制。朱棣还让宦官出使外国，与御史一道安抚军民，检核税收。仁宗、宣宗继位之际，都有心腹太监参预。

《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书中指出，尽管《明史》宣称明太祖禁止内臣读书识字，但这个论断是缺乏史实依据的。甚至而言，朱棣等君王就开始对小宦官进行培养训练，明代第一个专权的司礼监太监王振，就是朱棣在位期间选拔培养的，且目的就是为皇储提供秘书人才储备。

书中指出，明代君王在后来交由司礼秉笔太监批红，就是因为这种方式可以非常高效地应对政务需要，且起到制约内阁的作用。

正统年间及之后，司礼监太监更是整合了内廷各司权力，出镇内臣皆是由其派遣和调动。皇位交替之时，司礼监太监更是与阁臣一同接受顾命。成化之后，司礼监太监提督京营业成为定制；正德以后，还监掌东厂。这意味着，司礼监逐渐发展为与内阁分庭抗礼的庞大官僚机构，司礼掌印太监权势至少与内阁首辅相当，也被称为“內相”。

需要注意的是，明太祖在位期间竭力瓦解相权，但之后，内阁作为皇帝的文臣辅佐班子，事实上凌驾于六部九卿之上，形同宰相机构，代表着文臣参政权和监督权的扩张，所以，皇帝很明显有意扩大司礼监的权限，形成“以内制外”。从明朝中后期的政治运行情况来看，并没有出现类似于董卓、梁冀、桓温那样可以擅自废立而将皇帝当成摆设的权臣，这也反映出明代皇帝设计并完善的这种权力结构的有效性。

明代宦官也是知识型人才

《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书中还深入探讨了明代宦官的知识化问题，指出“知识化是明代宦官全面参政的前提和条件，也是明代中央决策系统‘以内制外’权力结构的基本保障”。

这由两条途径得以实现，其一是开设内书堂对宦官从小进行系统的教育，其二就是儒士自宫甚至强行阉割入宫。

查继佐就曾在《罪惟录》中不无愤慨地记载了明宣宗强行阉割儒士之事。还有一些出身教官者，也经由自宫或强行阉割入宫。

关于内书堂，在洪武、永乐年间，主要教育目的是让宦官识字，而在正统初年，王振主导让内官开始更为深入地学习历史、经义。这显然与皇帝对太监工作任务提出更高要求有关，否则司礼监就不可能成功履行制约内阁的职责。

书中指出，一些知识型宦官如冯保等人，出身内书堂，从而通常自比清流，仰慕大儒、文臣，还可能与后者发展出私交。而那些儒士自宫，或者内侍中的自学者，因为经历过被士大夫阶层嫌弃、官场挤压，感受到世态炎凉，所以被宦官和士大夫均视为异类，备受歧视，这种情况下，自卑和怨愤很可能转化为嫉妒自尊和报复。

实际上，明代的皇帝对于两种类型的宦官的心理有比较充分的把握，重用谁来对付谁，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并非心中无数。书中还指出，在明代中后期，宦官的全面参政，其实也是宦官参政素质提高和文官集团腐败无能的结果。

所评图书：

书名：《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

作者：方志远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3月

供稿人：陈　麟
初审：戴佳运
复审：陈　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