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台湾地区文化历史学者、辅仁大学项目助理教授黄庭硕所著的《南国多秀士：唐宋之际的东南士人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一书，展现了唐末、五代、宋初这段历史时期之中，伴随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士人的崛起，并以此标志着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

经济重心南移，在唐代中后期就已经呈现出明显态势。但在文化上，这种现象的表现还不够突出，但变化一直在持续，量变终将产生质变。

如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到了唐末，也就是唐僖宗即位的874年，再到唐昭宗被弑的904年，三十年里举办了29次贡举，其中明经科产生了197位进士。在唐懿宗年间，进士仍以北方居多，但随着时间推移，到了唐僖宗年间，来自南方的进士在数量上赶上了、超过了北方。至于唐昭宗年间，北方进士的数量已经跌破总体的四成。

但是，如书作者考察指出的那样，唐末中举较多的南方地区，仍属开发较早的浙西地区，该地区本就是人文荟萃之地，在南朝和唐朝中前期就得到了比较完善的开发。

当然，尽管东南部分地区的开发程度要晚于、落后于浙西，但如书作者所说，纳入全国视野，却也已经与河北、京畿等地并驾齐驱，“由此可知，东南一带的人文发展在唐末已普遍超出帝国境内的其他区域”。

需要注意的是，唐代晚期包括唐末，关陇、山东世家大族仍占据着科举制度下的较多名额，这对于包括南方贫寒士子在内的寒素士人构成了相当程度上的不利。从南北方士子的出身来看，南方士子较多属于寒素进士。这也意味着，在朱温弑杀唐昭宗、清算京城士族以后，以寒素为主体的东南士人获得了难得的出头机会。

在唐末以及五代的政治环境中，包括东南士子在内，全国各地的士子要获得从政机会，除了参加科举，还需要想尽办法进入各地藩镇的幕府，这不仅是谋生的好选择，而且往往能够获得额外机会。当然，就像是《南国多秀士：唐宋之际的东南士人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这本书所说的，多数人在这种颠沛流离的机会寻找中终身未第、郁郁终生。唐末，江淮、江东诸多藩镇最终演化为杨吴和吴越两大政权，这也成为很多东南士子的选择。

这本书还考察了从杨吴到李唐政权的演变过程中，江淮地区的治理如何重归文治，也就是接续唐代中前期的文治传统，完善科举，恢复上书言事、进献诗文、要臣荐举等机制。这也使得江淮政权最终在五代呈现为一个由文臣集团主导国策方针的政体，包容了逃避战乱辗转至此的北方士人，以及东南各地涌现的新锐士子——有意思的是，这也使得南唐政权表现出显著的文弱气质，并最终被赵宋大军所灭，但北宋王朝在真宗、仁宗以后也出现了类同于江淮政权五代时期的前述转型，发育出鼎盛的文官政治。

所评图书：

书名：《南国多秀士：唐宋之际的东南士人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

作者：黄庭硕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4年1月

供稿人：陈　麟
初审：戴佳运
复审：陈　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