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83年，即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来自日本奈良东大寺的僧人奝然，搭乘中国商船抵达台州。奝然在中国访问三年，拜访了佛教圣地天台山和五台山，还将超过五千卷的佛教经典《大藏经》带回日本。

奝然抵达中国的次年，就被太宗召见，获得礼遇。为了赢得好感，奝然甚至不惜贬低自己的国家，将中国称为“凤凰之窟”，而将日本比作“蝼蚁之封”。他向皇帝进献了大量的礼品，其中包括日本东部和东北部特产硫磺。

新出版的《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839-1403）》一书中，香港城市大学中文与历史学系副教授李怡文谈到，奝然将自己与朝贡使团区分开来，虽然表现谦卑，大脑并不涉及中日两国的外交地位。

书中介绍谈到，宋朝当时在发展一种不同于唐朝的、与外界接触的新模式，这对于中日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奝然来到中国时，宋朝朝廷已经在三个主要港口，即广州、明州（宁波）和杭州建立了市舶司，后来还增设了泉州的市舶司。市舶司使得对外贸易可以被纳入有效监管，还能让朝廷掌握海外信息，增加税收。

宋太宗本人以及之后的宋朝皇帝，区别对待朝贡和非朝贡贸易，“认为没有必要用实在的经济利益来换取所谓政治上的臣服”。因为贡品免征关税，所以曾有中国商人曾利用中日两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宣称自己是日本来使，将贡品带到宋廷，但这样的假冒伪劣很难取信于宋廷，因为后者将要求前者提供外交凭证。

奝然之后，日本僧人寂照来华，并在中国停留了30多年，从1003年到1034年圆寂在杭州。《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839-1403）》书作者指出，寂照与中国的朝廷官员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通过中国海商作为信使来保持自己与日本贵族的联系。

书作者指出，寂照的经历展示了宋代中国与日本形成的非官方来往网络，以及商人、僧人、朝廷是如何利用这种网络来从中取利。

如书中所说，寂照在华期间，通过中国海商与日本贵族保持联系，并由此传输了大量捐赠物品，这使得他得以持续改善和加强与中国佛教圣地的关系，“捐赠行为和祈愿仪式以一种比之前朝贡体系下时更有效的方式进行”。有意思的是，为寂照传递信件的中国海商因而也获得了日本官方相当程度的礼遇，由此开创了中国海商将中国商品更为顺畅销往日本的渠道。

另一名来华巡礼僧成寻，觐见了宋神宗。在对话中，成寻并未试图掩饰日本已经停止向中国纳贡的事实，但他争取到保持中日之间文化和经贸非正式来往的许可。双方除了贸易，在互赠礼物时会可以淡化礼物的外交属性，而选择具有宗教意义的物品。

书作者也一再指出，宋朝不会轻易利用经济利益来换取不真诚的效忠，也很好地适应了同日本的这种交流模式。受益于市舶司体制，保持与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来往，宋朝得以体改了财政收入，还可以获得稳定的海外信息来源。如果海外来访者不是合规的朝贡使节，那么宋廷更愿意收取关税。

这种情况下，海商和僧侣则成为了保持上述交流、来往的重要成员。书作者指出，中日之间的这种宗教-商业来往在之后还使得更多的中国海商开始在日本扎根，并在九州定居，建立了名为“唐房”的机构。这有助于中国货物以及佛教经文、物品更加稳定地输入日本。

书名：《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839-1403）》

作者：李怡文

译者：冯立君、傅亭瑄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