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银行发行的20英镑纸币上，印上了亚当·斯密的肖像。这当然彰显了他的传世影响力。

但如同马克思、凯恩斯等其他经济学大师一样，亚当·斯密本人及其学说，已经广泛地成为一种高频度流变的工具。比如，撒切尔和里根就宣称他们、她们的改革，是遵循亚当·斯密的思想。

有趣的是，有经济学家将斯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简洁地分为了三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以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

弗里德曼的“斯密”强调天赋人权，强调人们应该被允许自谋私利所带来的好处，强调“看不见的手”的意义。

布坎南的“斯密”是高度不信任政府的思想家，重视构建法律框架。

而哈耶克眼中的“斯密”是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认识到个体理性的局限性，但指出社会秩序会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产生，所以论证指出计划经济或干预经济史不理性的。

对上述三个学派提出批评的其他一些流派的经济学家，同样祭出了亚当·斯密作为工具。行为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通过对行为进行评估，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一些前提。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正确地引用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

而阿玛蒂亚·森同样根据《道德情操论》批判了主流经济学说，指出经济学家们往往错误地理解了理性，而斯密当初已经充分意识到市场不完美，从未强调看不见的手会创造出所谓完美的市场。阿玛蒂亚·森还强调指出，斯密十分关注市场失序的后果，比如贫困和匮乏。

新出版的《亚当·斯密》（牛津通识读本）书中，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荣休教授、亚当·斯密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弗·J.贝里强调指出，马克思是左翼中读过斯密著作的最具影响力的人，而且敞开接纳了斯密的很多观点，比如共同认为劳动是解释价格和价值的关键因素，当然也批判了他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很多言必《国富论》，自称是斯密小迷弟、小迷妹的经济学者，却根本不认同斯密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之后，19世纪晚期，经济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其主要推动者就是米塞斯，变成了主观主义经济学。主观主义经济学认为商品价值取决于与其他商品进行比较的价值，也就是稀缺性。

《亚当·斯密》（牛津通识读本）这本书分析指出，斯密显然会反对集中指导市场，但他真正反对的是，那种事无巨细去指导个体行为的做法，比如强行决定公民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但他本人是道德哲学教授，支持自由的道德观，所以也必然会赞同为增加公共福利而采取规范自由的措施，比如现代社会常见的增加规制的作用——具体到21世纪，他应当会赞同限制银行、投行的举动。

《亚当·斯密》（牛津通识读本）这本书是一本简洁的亚当·斯密思想评传作品。书作者简要回顾了斯密生平，以及他所生活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18世纪的苏格兰，呈现出推崇进步的氛围，但人们对于进步的定义相对谨慎，看重社会习俗的作用，反对剧烈而过度的改变，这种态度也非常清晰地贯穿在斯密的著作中。“斯密强调社会应徐徐图变，认为变化本身往往是非故意的结果”。

斯密的著作和思想，实际上非常清晰地体现出对牛顿阐释的科学观念的因循。所以他对于社会、经济、文化、习俗，甚至天体活动都保持兴趣，采用相似的研究、写作方法。他甚至对于文化艺术的模仿进阶定律也有涉足，区分了刻板模仿与超脱于原版的创作，指出后者更可能给人带来愉悦。

斯密强调社会化本身是道德化的体系，经济活动最终不能摆脱道德情操、道德指标的衡量。但如前所述，道德情操主要体现为道德因果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因此去源头上反对牟利、图利行动。

在亚当·斯密之前，许多经济学家都支持工业化进程中，低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阶段和措施。但斯密本人支持高薪，这不仅符合《国富论》的逻辑，因为劳动者就是消费者，而且也符合《道德情操论》的判断——归结起来，“劳动者受到的激励越大，生产力就越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河南的超市企业胖东来，比其他很多同行企业都符合斯密就此的定义。

《亚当·斯密》（牛津通识读本）书中指出，“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并非存活于真空之中，而是建立在稳定的法律框架之上，这是斯密的一个基本观点”。如果政府的行为超出了确保合同履行、债务偿付、规则原则上恒定的范畴，那么可能会抑制繁荣，但斯密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愿意接受意外情形”。他的信徒们却对此不以为意。

书名：《亚当·斯密》（牛津通识读本）

作者：（英）克里斯托弗·J.贝里

译者：李瑶光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