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会将经济增长视为理所应当的事情，正如我们对于个体经商、创办企业就会迎来、争取来客户有着很高预期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增长而今仍是经济领域最为重要，且争议纷争最大的议题。经济增长如何实现，为何相似的情况下，一些国家、地区和城市实现了增长，甚至是高速增长，而另一些则是增长停滞或增幅很小？为何一些增长很快的经济体，完全不符合经济学家所界定认为的推动经济繁荣和发展的条件标准，仍能较为长期地保持增速？

经济增长的一般解释

经济学界对于经济增长的产生或增长起源一般有三种解释。第一种也就是德国思想家韦伯所提出的，认为这与宗教有关，认为资本主义特别适合在信奉新教价值观的国家产生和发展。理由是新教鼓励利润创造，新教也强调借鉴和自律，从而有助于资本积累。

但这种解释显然属于倒果为因，也就是说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较晚时期，恰好出现了经济增长较快的新教国家。

第二种就是产权保护法律和制度对增长起源的影响。经济史学家、新制度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诺思就持这种观点。

总体而言，增强产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在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中有助于资本累积，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社会分配相对公平，产权保护到位，就可以有效激励创业创新和经济发展。但如果社会分配并不到位，甚至高度不公平，那么保护产权的法律和制度将成为固化与助推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富人进一步集聚稀缺生产要素如土地的保障，不仅无助于推动创新发展，而且最终导致社会体系出现严重问题。

第三种解释也就是特殊地理环境及政治多元化对增长起源的意义。

有趣的是，除了中国以外的北半球国家，大多存在一个共同现象，也就是相对寒冷的北方地区要比相对温暖的南方地区拥有更高的发展水平。但在最近几十年来，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大湾区等相对温暖地区的增长速度，遥遥领先于中国大多数北方地区。

网上很多分析文章，探讨诸如东北地区最近20年来的经济增长疲敝，列举出种种原因，其中就包括所谓的地理、气温说。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际上经济学界对于中国以外的北半球国家的寒带、靠近寒带的温带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大大高于热带、亚热带的原因解读，则同样包含地理、气温说，得出的结论却背道而驰。

“以内销促进外销的出口战略”是现实的策略吗？

新出版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第二版）一书，出自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英丽。这本书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基本问题，包括消费下滑、如何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促进服务消费、如何改变现有的金融抑制政策、房地产与城市发展问题、对外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变化和驱动力等，都予以了深入分析。

书作者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时，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基本国情。在书作者看来，中国经济具有人口与经济总量上的规模优势，潜能开发也很明显。但书作者认为，“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方面的过度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除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要素开发投入和产品销售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并延缓了内部市场的开发和一体化发展”。所以书作者认为，应当实行“以内销促进外销的出口战略”。

问题是，这种设想很美好，很理想，却未必符合实际。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因体制机制变革、对外开放带来了一轮快速增长，而在1992年几乎又原样复制了一轮。但中国经济高速爆发的真正奥秘不仅仅在于世纪之交中国“入世”，而是中国得以利用独特的增长机制拥抱了“入世”的机遇。

相比之下，按照书作者的说法，最近十多年来，东南亚、南亚、非洲和拉美很多国家也采用了“除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要素开发投入和产品销售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但工业和经济增长却并未复制中国“奇迹”。

原因恰恰在于中国改革开放，较为灵活地赋予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先行先试权限，鼓励制度探索和试错，这其中就包括备受争议的土地招投拍、城市经营、招商引资，由此使得中国不仅不同地区、省份之间出现经济增长竞争，省份之间的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也是相对显著的。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想尽办法改善营商环境、招商发展条件。

尽管在经济学上，打破区划阻隔、破除市场一体化障碍，改变地方之间的无序竞争，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但在中国以外的很多经济体，非常突出的现象就在于，地方之间如果不存在经济竞争尤其是重大发展项目、资本、人才和劳动力竞争的关系，地方之间就可能转入对既有存量资本、项目等资源的争夺。

书作者畅想的“以内销促进外销的出口战略”，严格意义上来讲，实现了这项目标的经济体，主要是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已经走完工业化资本积累，早在中国工业化转型之前就已经先行确立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要产业结构的经济体。而且，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韩国，在践行“以内销促进外销的出口战略”中，也同样激起发展中国家甚至部分工业国家的不满。

考虑到中国制造业所形成的巨大产能规模，“以内销促进外销的出口战略”如果在现有产能基础上运行，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很多国家、地区对此的接纳性很可能是不高的。

事实上，这也是近年来为什么中国资本、中国企业倾向于走出去，深度融入欧洲、北美、拉美、非洲、中西亚等不同地区，将相当数量的工厂、产能、就业岗位配置在这些地区，与原出口地的产业、消费者（同时也是劳动者）结为更为紧密的利益相关方，而不是纯粹依托中国制造出口。

社会不平衡，经济为什么还能长期增长？

书中所提到的，应当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支柱、增长方式予以转变，不再简单依托于劳动、资本、土地的低成本投入；加快平衡发展城市化、服务业等观点，当然也都是正确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依托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分析，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不同时期的经济学者都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无法持续增长，难以缩小甚至会加大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更会暴露出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等问题。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尤其是对过去以来的增长模式忽略社会平衡的问题揭示，但是却无一例外无法解释为什么那样的增长模式是长期持续的。

现有的增长、发展模式中的一些要素、机制，制造出社会不平衡问题的同时，却同时又会驱动增长、发展的继续。这完全不符合经济学家的模型分析。

比如，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长期就中国户籍制阻碍分工发展和人口自由流动的体制安排和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但在经济增长的带动下，存在流动阻碍的社会面也发展出适应性因素，比如东部沿海地区曾大大高于户籍人口的常住人口中，存在大量根本无法获得工作和居住地市民平等待遇的流动人口，然后这却创造出广州、深圳再到珠三角其他城市，以及福建、浙江等部分城市那种围绕技术密集型产业自发形成的劳动密集型配套产业，配套水平之高、隐性知识分享扩散的效率之高、成本控制水平之高，这就连很多跨国企业也为此感到惊叹。

事实上，印度、越南甚至美国、中欧国家都存在不符合经济学定义的增长法则的经济、政治、社会特点，但依旧不影响在特定产业、时期呈现增长。

当然，社会不平衡下的经济增长即便得以长期持续，但一定会导致社会、政治层面的问题、积弊堆积，最终造成经济增长动能未丧失的情况下，增长成果将远远不及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成本。

比如，美国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推行的制造业产能和就业岗位大幅外流，经济结构趋向于中高端服务业和金融业发展，造成的产业空心化和社会荒芜化现象十分突出，大量的白人中下阶级丧失了原先的就业岗位和发展空间。这一过程中，美国许多行业、用人单位的用工方式还转向了零工经济、任务制发包等方式，劳动者难以获得过去那样相对完整的各方面保障。所以，尽管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美国经济依托于计算机-互联网革命以及其他前沿技术的应用所释放出的增长红利，继续取得长时段的快速增长，但社会不平衡问题愈发突出，最终以21世纪第2个10年保守右翼与民粹主义潮流拥抱，催生出逆全球化政策及其代表政治人物。

书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编著：潘英丽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