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1958年出生，河南省嵩县田湖镇人。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8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小说集有《年月日》、《耙耧天歌》等10余部；另有《阎连科文集》5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其他全国、全军性文学奖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多种语言，是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

读小说和写小说：１９８０年代全国人最愿做的事

○阎连科（作家）

对于一个职业就是写作的人，读书不应该是一种经历，而应该是一种日常。
可惜，读书在我，确实就是一种经历。３０年前在我老家那块偏穷之地，读书不仅奢侈，而且另类。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革命的情绪里，可以饿瘪肚子，不能饱了脑子。然而因为大姐常年有病卧床，不能下地劳动，不能到学校读书，为了消磨时光，她的床头就总有各样的小说压在枕下。于是，那块被窗光和油灯照着的床头，就成了我最早的书架和书库。《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春之歌》、《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那个年代能够在乡村出现的书籍，都会神奇地出现在大姐的床头。都会被我生吞活剥地吞进肚里。这是我真正阅文学作品的开始，是每每我回忆起来，都备感温馨的年代。使我发现，除了现实的贫困世界之外，原来在那些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渴望拥有那个世界。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希望能创造出与我的现实完全不同的事件与故事，并通过写作达到离开土地、走入都市的目的。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我能如浩然一样写出一部《艳阳天》来，如张抗抗一样写出一部《分水岭》来。
就这样，我开始了写作。
后来，在我写完一部所的长篇之后，沿着命运给我划定的路线，欣然地当兵去了。许是因为老天看我对其爱好的执着，许是因为老天明白只有文学能够改变我的命运，也只有文学，才是我的命运。就在我当兵的第二年里，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师部的图书馆。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那一年是１９８０年，全国人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读小说和写小说。如此这般和这般如此的，我也就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随波逐流，读读写写，每天把自己反锁在用小礼堂改建的图书馆里，把巨大的黑布窗帘拉开一扇两扇，冬天让温暖的阳光透进来，夏天让清爽的窗风吹进来，躺在用阅读课桌拼起来的平台上，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屠格涅夫。对图书馆中十八、十九世纪的长篇一一过目，爱不释手。把俄罗斯文学视为世界文学中最神圣高大的殿堂。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描写大自然的风光段落，如批阅文件样，整段整段地用笔划出波纹的曲线，并把那些散发着森林和草地的腐烂味道的段落抄写在一个已经丢失的笔记本上。现在回忆起来，在图书馆做管理员那３年时光，有两件事情让我既感安慰，又感后悔：一是引导我最初阅读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１９５０年代的小说，所以，我读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就如北方人爱吃面食，又在饥饿中遇到整笼整笼雪白的馒头和整桌整桌的东北大菜一样，促使我胃口大开，狼吞虎咽。这就养坏了我有些粗糙的口味，乃至读到２０世纪的经典著作《变形记》和《城堡》时，使我压根无法顺畅地阅读下去，更不要说理解和心灵相通那样的高深之路。就是到了１９９０年代之初，我对《喧哗与骚动》和《百年孤独》这些小说，也还仿佛北京人并不欣赏南方菜那样，总还有着一种本能的拒斥和排挤。
第二桩让我在后悔中安慰的事情是，我做图书管理员期间，我们师长的女儿不爱写作，却酷爱到阅览室阅读，不仅常要找我借书还书，还爱和我讨论《飘》中的故事与郝思嘉和白瑞德的爱情命运，可惜那时我过于自卑，她又确实长得不好，使我放弃了主动抓住命运咽喉的机会，错过了做一个或有可能做一个高干家庭之女婿的天赐良机。这让我在后来的日子里，为了提干付出了无数努力，体会了深刻的甘苦，也让我在许多年前写那一批农民军人的小说时，水到渠成得心应手。仿佛把镰刀磨快后投入到秋夏时的庄稼地里一样。
现在，我有充分的条件和时间来读书和欣赏各样的小说，各样的书籍，可惜已经没有了那时候生吞活剥与狼吞虎咽的精力和胃口。读书变得挑剔而又铺张。读书在许多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读书似乎就是为了写作，每读一页都期望从中抓捞到自己的所需。还有，总是试图要把阅读变为自己生活的日常，而不是命运中的经历，可结果，一切的努力却都是徒劳。一切的阅读，不是自己人生的经历，也是自己写作的经历，也是自己小说的命运与文运。再有，如今书是越读越少，阅读人的灵魂却是越来越多，对阅读变得苛刻挑剔，对人际世事，也愈发地苛刻和挑剔。
我以为，这样不好。确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