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蓝有林　孙珏

　　推引并举助力京版品牌拓展

　　■曲仲(北京出版集团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总编辑)

　　北京出版集团一直非常重视与海外的交流和国际合作，始终坚持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并重、两种资源并用，坚持“走出去”、“引进来”两种战略并举，不断提升自身的整体出版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版权输出领先，对外合作广泛。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集团已与美、英、法、德、日、韩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商建立版权合作关系。先后有19个项目获得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输出引进优秀图书奖”，21种书获得“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资助。比如集团引进自英国学者社的少儿科普作品《可怕的科学》已累计销售超过1000万册；引进的《乔伊斯传》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共产党建设90周年》（英文版）在英国新经典出版社出版发行等等。集团参展2012年英国伦敦书展，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伦敦书展优秀活动奖和版权输出优秀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俄罗斯两国的《十月》杂志将在第二十一届北京国际书展举行两国作家座谈会，促进中外出版界开展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弘扬传统文化，打造特色产品。北京出版集团自2010年起策划、组稿、编辑，历时三年，精心打造了《中华文明探微》书系（中英文版），涵盖了最具中国特色的汉字、绘画、书法、青铜器和玉器等18个门类，获得“第八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览优秀作品奖”，并与美国RAINSHADOW出版公司、德国Tiola出版社分别签署版权协议。

　　拓展京版品牌，推动企业“走出去”。近年来，北京出版集团大力拓展品牌国际影响力和市场辐射力，积极尝试从图书“走出去”到企业“走出去”的战略转型。集团成功举办了“北京香港出版交流活动暨北京出版集团精品书展”、“北京出版集团2013年新西兰图书文化展”，开创了中国出版集团独家在香港、新西兰举办大型文化活动和精品书展的先河，充分展示了北京出版集团的出版实力和整体形象。

　　开展跨国资本合作，做大国内国际市场。北京出版集团积极推动与海外机构在资本、股权等更高层面进行合作，2014年2月，集团与德国梅尔杜蒙（MAIRDUMONT）公司共同投资的京版梅尔杜蒙（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共同开发中国国内旅游图书市场，适合国际市场的图书产品。首个图书产品、国内第一本全方位记录坦桑尼亚全貌的深度游记——《到坦桑》已在2014上海书展正式首发，受到读者热情追捧。

　　真正赚到钱的“走出去”才是有意义的

　　■顾青（中华书局总编辑）

　　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评价以及相关认证的推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中国图书拓展自身的世界影响力有很大的助力。中华书局，包括很多的学术出版机构的图书都进入了世界范围的大学图书馆，这一部分图书的使用者主要是专家学者。近年来世界范围的公共馆开始采购中国文艺类图书，这无疑有助于推广中国的文化。但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受经济影响，图书馆电子书的采购经费的增长已经高于纸质书，纸质书中中文书的采购样本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下一步，如果“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评价”报告能够在统计上，囊括国外图书馆对于中文图书电子书购买的情况就更好了。

　　中华书局近年在“走出去”方面，第一是实物出口。因为中华书局有直接的出口权，实物出口的力度在逐年加大。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术类书籍，是很多国际大学馆、公共馆的必备书目，也是他们了解和研究中国经济文化的重要的信息接口。基于对中华书局出版物品质的信任，在这些学术类的馆藏中，中华书局在国内的同类出版社中名类前茅。第二是，版权贸易“走出去”。中华书局每年向海外输出的版权数量都在增长。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国内不少出版机构在“走出去”上做了很好的探索。其一是，人“走出去”。比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开设分支机构，工作已经卓有成效；中青国际在英国已经站稳了脚跟。其二是，资本“走出去”。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收购澳大利亚的出版公司，更符合国际出版的潮流。

　　不可否认的是，从目前中国图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整体情况看，并不乐观。纵然有些文学类图书在被逐渐收入馆藏，但中国图书要打入国外的主流销售渠道——上市，乃至更进一步形成购买行为——进入到国外人群的阅读生活中，是相当困难的。首先，国外图书的销售渠道极度市场化，也就是很功利，能赚钱的书才上架。其次，在文化影响力上，西文所承载的思想在国际上的强势地位，带来的图书上西强我弱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归根结底，“走出去”不是面子工程，不是说设立了多少机构，投资了多少钱就算成功，而是看到底赚到了多少钱。可以说，中国图书“走出去”的路还很长，还需不断努力。

　　制度创新深化“走出去”形式

　　■王齐（商务印书馆副总经理）

　　近年来，文化“走出去”的议题备受重视，而中国文化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站稳脚跟，出版界的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去年注意到了“海外馆藏：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的发布活动，这首先是这个活动本身的影响力在提高，二是大家对“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的重视度也在提高。作为对中国图书在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海外馆藏：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年度报告是国内图书立足世界图书市场的风向标、晴雨表，它对中国图书“走出去”后影响力的分析，对国内出版机构了解世界图书市场需求和走势，以及今后“走出去”都有帮助。比如根据年度报告预示的“走出去”趋势和影响，出版机构可以调整“走出去”的步伐和方向，从而适应世界市场的需求、站稳脚跟，最终引领世界潮流。

　　商务印书馆这几年对“走出去”也是越来越重视，并强调其对传播品牌影响力的重要性。为此，商务首先在制度上做了创新，去年在各编辑室均设立一名版权经理的基础上，成立了版权一体化小组，从而做到版权贸易既能自上而下也能自下而上。商务是国内出版机构中第一个成立版权处的出版社，版权工作一贯是以一系列的运营和管理制度为运作依据。机制创新后，无论从组织参加BIBF等展会、到版权引进和输出都有连贯性的统一指导，最终能够全方位的提升影响力。版权一体化小组建立后，各编辑室从报选题开始，就能通过版权经理的指导及外向工作技能的培训提升选题的水平，加大输出的可能性。这从今年的版权经营情况来看，成立版权一体化小组的效果很明显，至今年8月份的输出品种就超出了去年全年的数量。而成立版权一体化小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集成的力量可以提高办事效率，比如引进版出版后需要寄样书，编辑业务繁忙经常会拖延时间，有了专设的版权经理后就能及时跟进，提高外方对我们工作的认知和认可。

　　另一方面，“走出去”的形式也在不断的深化。近两年来，商务重视跟国外出版机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比如跟牛津大学出版社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后，双方增强了信任，企业间的业务交流也得到了加强，除了本次BIBF将举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版）发布会，，今年还共同举办了两个辞书方面的研讨会，一个是与牛津中国召开的辞典编纂会议，一个是与牛津大学出版社本部召开的双语辞典研讨会，邀请中国学者和辞书界代表围绕学习型辞典的编纂展开研讨。双方的强强联手，使得《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成为国内读者学习英语的首选，2013年逆势而升达到历史新高，销量超过100万册，这充分表明两个优秀出版社的战略合作产生出的巨大的品牌力量和品质力量，已经得到读者以及市场的认可，并对其优质产品的销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近商务与施普林格也达成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合作除优先各自产品推荐与引进外，还将共同开发适合世界市场的产品并以全媒体的方式推出。施普林格在数字出版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这将有助于商务数字化出版能力的提升，同时也有助于商务自身的学术出版资源“走出去”，尤其是有关当代中国的学术的研究、经济研究。比如施普林格对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有兴趣，就先后向商务引进了“农民三部曲”即《农民的新命》、《农民的政治》《农民的鼎革》的英文版，厉以宁主编的“中国道路丛书”中《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的英文版等四部书的版权。

　　此外，作为工具书的王国，为贯彻集团成为国际一流企业的目标，商务也从以引进为主转向加强“走出去”选题开发，最终形成“走出去”的选题产品线。比如针对汉语非母语的国家开发学习型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双语化工作都取得了进展，成立辞书研究中心和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专门开发相关汉语学习产品；与此同时，还致力于推出诸如“中国设计全集”之类的中国文化集成总结性产品，传播中国学术研究成果。因其在版权工作中的不断创新和努力，近期被国家版权局授予“全国版权示范单位”称号。

　　好的文化成果没有国界

　　■孟白（学苑出版社社长）

　　近年来，学苑出版社并没有刻意去做“走出去”的工作，但“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评价”报告显示，学苑出版社的产品在海外馆藏市场有较大的影响力，位居第17位。这一是从选题策划就开发那些有“走出去”潜质的产品，比如有意将中国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被忽略但又具有特点的东西整理出来，这些产品中国人自己就很感兴趣，自然也能引起国外读者的兴趣。就如当年日本的动漫本身是针对日本读者开发的，并没有针对海外市场专门设计，这也说明“走出去”不用刻意为之。具体到产品层面，既包括中医、中药，记载古代、近代中国人们生活方式的图书，原来都是相对空白，国外就有那么一批读者感兴趣。比如学苑出版社涉足戏曲类图书的出版已近20年，侧重戏曲史料文献的抢救、挖掘和整理，积累了一大批宝贵的文化资源。如《中国京剧流派剧目集成》与“中国戏曲脸谱”书系入选“十一·五”和“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仿真影印日本龙谷大学所藏敦煌卷子本《本草集注》，首度向学界展示珍贵医籍之原貌。

　　二是在读图时代，国人为了阅读轻松偏好读图，但对于国外读者来说，照片和绘画也更容易理解，因此学苑社在出版策划过程中，也偏重出版图像较多的产品，并以中英双语对照的形式直接出版。比如中国古代版画无论是作为一个艺术品种，还是一种文化传承技艺，在世界文化中都有其独树一帜的地位。学苑社先后出版了《古本戏曲版画图录》、《吴晓铃先生珍藏古版画全编》、《中国古代佛教版画集》、《清殿版画汇刊》等20余种（套）古代版画类著作，形成了国内外最为齐全的中国古代版画文献库；而仅发行五十部珍藏版，每部书上都注明其编号的手印版“如意集”，每套内浮贴白逸如女士藏书票代表作四十枚，其编号为01的“如意集”在2009年嘉德四季拍卖会以3.1万元成交，创下该场藏书票部分最高成交价。

　　六大业务引领“走出去”

　　■刘娴庆（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室副主任）

　　“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评价”的榜单很细，排名均有具体的数据作为支撑，这对行业内外了解中国图书在世界的影响力都有价值。

　　近年来，电子工业出版社积极致力于将本版原创优秀作品介绍到海外，版权输出数量和输出质量均有明显增长。这首先得益于总编办的国际合作职能从管理职能扩充到服务职能，比如在内部出版管理系统，已添加输出图书管理模块，有助于检索工作简单化，从业务去引领输出。具体的，电子社的版权输出亮点和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常规输出。除了每周重点推荐输出书目，电子社的版权输出任务已沉入到编辑室，选题还没到出版时版权经理就与策划编辑开始交流，可以对具有输出潜质的选题加以改造进行专题推荐，对后期输出很有利。就目前而言，国外对国学还是比较感兴趣，比如《向诸葛亮学借智慧》、《跟司马懿学管理》、《曹操的启示》已全部输出到了韩国。二是合作出版。电子社之前受SP为主的产品领域局限，基本是引进为主，去年在技术图书方面也实现了突破，分别向威立、泰勒出版公司等输出了如《雷达数据处理及应用》、《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SIP系统及封装设计与仿真》、《白帽子讲外部安全》4种图书，书上印有双方LOGO、全球发行。三是同步出版。近年来，电子社在选题阶段就会与海外出版社联系，比如与台湾的出版公司尝试同步出版了《口袋大师索尼nex-7》、《3D打印：三维智能数字化创造》等图书。四是译稿合作。除了正常的版权引进输出外，每年还就海峡两岸就一外文图书版权引进后，进行中文简体字版与繁体字版之间的合作。五是数字版权合作。随着数字出版的发展，电子社也开展了数字版权输出，并已向越南成功授权输出了《冷读术》一书的数字版权。六是版权代理取得突破。目前国内有些已出版图书的海外版权仍在作者的手中，比如广西科技出版社的《妈妈请这样爱我》，就经电子社之手输出到我国台湾。此外，“走出去”也需要引领，为此电子社也加入对外推广计划，但合作项目的门槛较高，需要国际专家的评审，但高级别的要求也有助于提升品牌效应。

　　我们需要专业版权代理人

　　■陈俊帆（长江文艺出版社新业务部主任）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出炉的“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评价”报告有很重要的意义。报告为中国出版在世界影响力状况的发展实际做出了数据分析。我们平时经常在抓“走出去”工作，究竟成效如何，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绩，哪些书在海外受到欢迎，通过这个报告，结果一目了然。这个报告让我们看到了成绩，增强了信心，也为我们以后的“走出去”工作指出了方向。也是一份海外图书的市场报告。

　　在国内甚嚣尘上的纸质出版物多介质开发之时，衍生产品链、数字出版早已在国际化的海外市场中蓬勃发展。跨媒介、多元化、双赢，这些概念也在长江文艺“走出去”战略中得到充分体现。我们欣喜地看到，长江文艺出版社，作为一个文学类的出版社，能在榜单中排名36名，海外收藏的图书有219种。畅销书《宝贝》、《不省心》等在海外2013年度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文图书排行榜上有名。这说明社里多年以来一直重视畅销书的出版和重视图书的“走出去”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一直以来的坚持是有效果的。

　　长江文艺社第一本在“走出去”方面有重大突破的图书，还属《狼图腾》。《狼图腾》版权已经输出到美国、英国、澳洲、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俄国、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希腊、荷兰、波兰、捷克、泰国、越南、阿拉伯、匈牙利、印度等30多个语种，覆盖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狼图腾》小说被好莱坞买断电影版权，成为年度冲击奥斯卡外语片的种子选手。

　　在《狼图腾》取得了骄人成绩的基础之上，此次的《北妹》被企鹅购买，顺应了国际出版公司“载中国题材走向世界”的潮流。《荆棘舞：80后女孩外企生存手记》系大陆女作家紫百合作品，简体中文版于2009年7月由我社出版，目前正在我国台湾金石堂等各大书店热卖。《雍正皇帝》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全国第十批优秀畅销书奖，并被纽约华人书展评为最受欢迎的海外华人作家作品。由长江文艺社出版的郭敬明的《小时代》、《悲伤逆流成河》输出到日本集英社；毕飞宇的《青衣》输出到英国企鹅出版集团。

　　文学的“走出去”，是一个双向的活动，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办好的事情。我们有好的作品，国外那么大的文学市场，我们推荐给谁？逢人便说吗？如何推荐？海投吗？这些反应的，就是中国在文学“走出去”战略中，版权代理经纪人这个领域的不成熟，还没有形成规模机制。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这类制度已经很完善。换句话说他们已经玩得很娴熟了，这种娴熟让他们在版权合作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我们需要专业版权代理人。无论是聘请国外的专业人士还是培养我们自己的专业人士都势在必行。一个熟悉作家作品、熟悉海内外图书市场的专业版权代理人士才能为一部耀眼的作品找到锦上添花的出版社和编辑。

　　英国中国出版公司国际出版顾问兼董事长保罗·理查德森曾说：“无论采取什么方式登陆市场，按照市场机制运作是最基本的。无论你选择什么样向客户售书的渠道，你都必须有企业家精神、有创造力并能够驾驭市场。这就意味这要发现观察怎样迎合市场的需求。”榜单的推出，正是给我们“走出去”工作给出了数据的分析，这是一份有效的“市场反馈”。希望在未来的榜单中，我们能看到更多的分类，不只是top30，能有社科top30、文学top30等等，我们能看到更多图书，对海外市场的了解就更深入了。

　　音乐图书照样“走出去”

　　■孙佳（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推出的这份“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评价”报告以及相关榜单是权威的，数据来源也具有代表性，研究分析的结果也是客观、真实、科学、准确的。报告的推出是一个好的开端，但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馆藏书无法完整代表“走出去”，还只是一种重要的数据存在，希望报告以后能扩大研究范围，为我国图书真正“走出去”，实现文化强国，提供切实有效的方法和数据。

　　湖南文艺社近10年来一直把“走出去”视作本社工作的重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书香3000年》、《青瓷》等图书版权已成功输出到韩国、美国等国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在音乐出版方面，除有一定数量的成品图书直供美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销售外，还成功将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当代华人作曲家曲库》（20种）输出到了德国。另外，湖南文艺社与德国Schott国际音乐出版集团共同策划、合作开发的《奥伊伦堡总谱+CD》（70种），以英、德、中三种文字出版、发行，在全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得到了总局领导的高度评价。

　　学术图书体现中国文化软实力

　　■夏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权经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几年在“走出去”工作中，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首先是社领导班子思想统一、高度重视，专门设立国际合作与出版中心，调配专业人员，专门负责本社图书的海外合作。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亲自挂帅，反复强调：学术图书“走出去”，才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体现，并亲自抓选题、抓信息、促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两年来与全球领先的近20家学术出版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如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剑桥大学出版社、泰勒与弗朗西斯集团、博睿出版社、世界科技出版社、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和麦克米伦出版社等，我们与他们先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在图书合作出版与学术研讨等方面开展合作。这些国际大社名社学术出版专业化水平较高、国际声誉良好、市场网络四通八达，与他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中国原创内容，特别是中国社科院各位专家学者的最新学术成果，最快、最大程度地为国际学术界所阅读和接受。

　　在合作形式上，主要有以下几种：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或系列丛书，选择适合国外读者的选题，进行外文版权合作，如《狄仁杰断案》、《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等已由国外出版社购买版权出版；与我社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出版机构还共同策划组稿出版（中英文）反映当代中国发展的系列图书选题。如，“理解中国”丛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系列、“学部委员员专题文集”系列、“社科学术年鉴”系列和“当代中国问题研究”系列等；搭建“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学术出版专题”的平台，邀请国内外学者、国外合作出版社参加，按主题讨论国际学术出版相关问题。今年我们举办的论坛主题就是“国际学术出版：资源与合作”。还认真筹划、积极参与各种国际书展。借用这些平台发布合作出版的图书信息。如2013年法兰克福书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与合作方帕斯国际出版社合作发布《一个特殊时期的英人评华》。

　　我们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2012年以来，与国外出版社共签订合作出版合同65种，其中《利益论》、《社会矛盾论》、《中国哲学60年》、《中国哲学30年》、《宗教通史》、《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研究》、《理解中国政治》、《孔子与20世纪中国》、《论中国模式》、《中国外交60年》、《新中国人权保障发展60年》和“理解中国”丛书等一批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分别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外译”项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经典中国”项目和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外译项目资助。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首次参加国务院新闻办“2014年外宣产品”申报工作并成功中标《中国的民主在进步》外宣招标项目。“理解中国”丛书也已被列入2014年国家外宣产品回购项目。

　　我们还重视借用外力，走访多所高校、联系外文局、中央编译局、中国翻译协会等，按照专家推荐人选，组建成熟的翻译队伍，精心筛选最适合的译者对已签约图书组织翻译，保证合作图书的翻译质量。2014年预计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社会矛盾论》、《利益论》、《新中国人权状况60年》、《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的民主经验》、《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等多部英文、日文、韩文版专著。

　　除版权合作、选题合作、翻译外文出版之外，原版图书的海外销售也是一大亮点。从去年发布的“海外馆藏：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年度报告数据中显示我社图书海外馆藏量一直名列前茅。随着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合作模式的日益丰富，借助这些国外大社的影响力和传播平台，有利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学术精品将逐步进入海外发行渠道，从而将中国学界的声音准确地传播出去，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为此，赵剑英今年初带队参加了美国亚洲年会，了解国际学者对中国学术图书的需求。会议期间他还走访了多家美国大学图书馆，特别是在与哈佛大学图书馆负责人交流时，对方表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学术质量高，研究人员经常要借阅，馆藏量很大。在原版图书海外销售方面，赵剑英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做好我社图书产品的英文宣传目录，主动向国外宣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作者知名度是版权输出的重要因素

　　■揭志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公司版权总监）

　　长期以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直比较重视的版权输出，积极组织各公司版权部门实施，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机制、广泛的人脉关系和畅通的销售渠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公司近年在“走出去”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步，通过不断与海外版权代理公司和国外出版公司的编辑直接交流，有效地推动了版权输出：一是输出的品种在不断增加，二是输出的区域也在不断扩展，已从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逐渐扩展到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家。

　　版权输出过程中，总体感觉海外市场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图书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一是对在海外有一定知名度的中国作者作品感兴趣，比如徐斌在国外已是知名的艺术家，法国的出版公司就引进了他的《地书》；二是对在中国市场本身就畅销的作品也有兴趣，比如畅销书《看见》受到了海外市场的欢迎，这在“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评价”报告中也有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影响，此前一直是与对方的编辑沟通，从他们提供的销售报告和描述来进行评价，而去年有个非常偶然的经历，认识了美国费正清研究所图书馆的一位馆员，了解一些国内图书输出到海外的馆藏情况。据介绍，在国外的大学图书馆尤其是美国的大学图书馆，他们的馆藏图书往往是考虑对其学生了解中国、对研究人员研究中国是否有帮助。这无疑对我们在“走出去”方面有所借鉴和参考，从而可以更好地利用国家的相关资助推进相关图书的输出。

　　少儿图书“走出去”仍需发力

　　■叶朋（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版权交易负责人）

　　“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评价”报告证明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关注，意味着我们将有更多机会跻身国际舞台。排行中前50名无一家少儿出版社，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最有影响力图书排名，都是文艺类靠前，少儿类尤其是出版教材教辅的少儿出版社在排行上是不占优势的。我们从小听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长大，并且现在的孩子还在听，国外各种经典童话故事耳熟能详。但我们有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却无一本类似书籍上榜，证明东西方文化差异，也证明我们在这方面做的不够。此外，报告中只反映了中国图书的排名情况，如能看到其他各国的馆藏排名就更好了。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湖北省主管部门关于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的相关要求，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积极实施少儿图书“走出去”工程，设立专人专职负责版权工作，挑选适合“走出去”的精品图书，积极与国外出版社与版代公司联系，推广长江少儿社图书。从选题开始，有意挑选一些适合“走出去”的选题，制作成中英双语版，并将我社一批优秀经典作品翻译成英文，在国际书展上以英文版呈现。除书展外，我们也会在今年北京书展参加一些如“中国-新加坡10+10”人之类的圆桌会议来谈合作。目前我社好像还没有设立合资公司的打算。

　　2010年至2013年，长江少儿社共向欧美、东南亚国家，还有港澳台地区输出图书版权90多种，输出码洋达600多万元。我们挑选了一批适合“走出去”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正在找人翻译，因为童书更新很快，所以挑选的都是长销类书籍，如《中国图画书典藏书系》、《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书系》等，这类图书比较适合“走出去”。

　　2014年3月24-27日，长江少儿出版集团随中国出版协会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简称版协少读工委）亮相博洛尼亚，取得了版权输出40项的丰硕成果。

　　在“走出去”工作中，译者和翻译费用仍然是难题。要想把作品翻译的原汁原味，译者最好是以英语为母语，又精通儿童文学的人，这样的人不仅难找，而且翻译费也极高，一套纯文字的书翻译下来动辄十几万，一般出版社很难承担。要想真正“走出去”，最好是以合作的方式，让以英语为母语的出版人来制作中国图书，才能迎合国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