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风、雅、颂三卷套装、精美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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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从两办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到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首次编制古籍工作15年新规划，一年多来古籍出版政策红利不断。一方面，古籍整理出版成为不少出版机构拓展产品线的重要方向，甚至建制化地发展古籍出版业务，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古籍相关项目数量稳步提升可为一证。另一方面，以古籍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热持续走高，在新旧媒体平台不断涌现“现象级”古籍类文化节目与文化产品，古籍的社会化“能见度”越来越强。与此同时，凭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升级，一批珍贵典籍得以“重见天日”，可触、可检索的全新形态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广阔市场面前，古籍出版人才稀缺、难得却也成为一大“梗阻”，专业性强、行业门槛高、经济效益不显著，成为古籍出版招人难、培养难的客观现实。在内，“传、帮、带”这一传统编辑培养模式再次发挥了神奇魔力；在外，以“中华书局古籍整理训练营”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专业培训提供了重要助力。一切的内容创造与创新归根到底都要靠人，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古籍整理出版以其独特的魅力正在吸引更多年轻编辑加入，不断形成接续的力量。
以过硬专业素质 加快古籍出版步伐
■受访人：赵剑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采访人：张馨宇（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贵社缘何成立古籍分社？有哪些特色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把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今天，做好古籍出版是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的内在要求，是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我社古籍分社成立的时代大背景，也是客观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经过40余年的发展，积累了较为深厚的优秀出版成果。为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社早在2020年7月就成立了古籍工作室，并开通“中社兰台”微信公众号，专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图书的宣传工作。经过这些年的不断探索和出版实践，我们积累了大型古籍项目的管理、出版经验，打造了一支专业素质过硬的古籍编辑队伍，为古籍分社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具备了主观条件。
2022年3月，古籍分社在古籍工作室基础上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古籍分社要承担两个重要功能：一是古籍文献整理出版，二是传统经典的大众传播，这是古籍分社的两个不可偏废的发展方向。
特色资源方面，我社积累了大量古籍出版成果和作者资源，与许多高校、科研单位、馆藏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些都将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石。
特别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直属出版机构，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中国社科院共有18家古籍收藏单位，全院藏有古籍11万种100余万册，拥有丰富的古籍资源；相关研究所学科齐全、梯队合理、研究成果丰富。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社科院相关单位及其他高校、科研院所、馆藏机构等的合作，共同助力古籍“活起来”，做好新时代古籍工作。
另外，我们还有着优质的编辑资源。经过多年不断探索和出版实践，积累了大型古籍项目的管理、出版经验，打造了一支专业素质过硬的古籍编辑队伍。成立古籍分社后，古籍编辑力量进一步集中。目前我社有古籍编辑20余人，全部拥有文史哲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老中青相结合，以中青年编辑力量为主，拥有很强的发展后劲，这是我们古籍出版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
□分社目前的经营状况如何？正在经手哪些项目？遇到了哪些困难或有哪些成绩？
■近年来，我社加快了古籍出版的步伐，以古籍分社的成立为标志，我社的古籍出版事业蒸蒸日上，陆续立项并出版了《中国哲学典籍大全》《今注本二十四史》等重要拳头产品。《中国哲学典籍大全》目前已推出近40种，这套书采取繁体、竖排、专名线的古籍排版形式，严格遵守古籍整理编辑和出版规范，入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2019年度重大科研成果。《今注本二十四史》可以说实现了历史经典的现代转化，目前已推出3期18种共273册，被列入国家《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2020年度、2021年度重大科研成果，今注本《史记》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提名奖。
另外，2022年立项的《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1911—2011）》（全5卷），刚刚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其他重点项目和图书还有：《中华思想通史资料长编》（近2亿字）、《中国社会科学院藏古籍目录》（18卷）、《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图典》（近400万字）等等，都是我社古籍出版的重要项目和成果。
□贵社如何培养新时代古籍出版人才？
■新时代的古籍出版人才，不仅要有过硬的文献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学术功底，以及编辑出版的专业能力，还需要具备社会交往能力、图书营销能力等等，要培养复合型古籍出版人才。
具体到实际工作中，首先，我社在招聘时，严格选拔接受过系统文献学训练的古籍出版人才，要求具有文献学以及古代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专业背景。其次，对在职古籍出版人员定期组织专业培训，如参加出版协会等组织行业培训，邀请古籍整理出版专家授课等，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再次，及时学习行业资讯及动态，对于相关文件组织专题学习和研讨，如《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古籍印刷通用字规范字形表》等。最后，尤其重视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古籍出版能力，通过大型古籍出版项目，总结出关于古籍排版规范、古籍整理出版流程等的工作经验，提高团队古籍出版专业素质，同时培养项目管理、社会交往、营销发行等综合能力。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承担《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第一批重点项目25项。《永乐大典》仿真影印出版已累计完成海内外存世大典297册出版，约占存世总量的70%。“敦煌文献全集”已制定高精彩印版出版方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今年将推出首批30册出版成果。作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下实施的国家重要古籍保护项目，“十四五”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之一《中华医藏》项目拟将2289种重要中医古籍分4编影印出版，整体出版5年内完成。目前第一编养生卷36册已完成编纂，年内即将推出。
激活经典、熔古铸今 立足学术、面向大众
■魏 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申报项目关键在于价值把握
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近年来获得立项的古籍类重点项目、重大工程来看，立项的关键就在于发挥各个环节上的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项目自身价值，即具有重要版本传承价值、学术价值、文献价值，譬如样式雷图档作为档案文献遗产，整理迫切且价值重大。二是项目要结合出版单位自身价值，深耕厚植、持续投入、久久为功，2012年启动海外藏《永乐大典》仿真影印工作以来，我社编辑多次赴海外寻访文献，获取授权，持续至今每年都推出新品种。三是注重发挥专家价值、坚守学术品质，如《古本戏曲丛刊》（六、七、八、十集）即是在程毅中先生等的关怀呼吁下重启，由刘跃进、吴书荫等学者领衔编纂，正是在这些权威学者团队的持续投入下，才能推动项目起步高、步伐稳，如期取得优质成果。
在古籍出版内容传播方面，目前我社的重大项目融合发展路径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纸质图书与数字出版的有机融合，积极探索知识服务。《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是首批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项目与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合作，以纸质仿真出版为基础，数字条件下呈现《永乐大典》原始风貌，以多维度知识图谱等可视化形式提供丰富典籍文化体验。该数据库2月上线后，取得良好社会反响，相关话题在抖音平台播放量超过4000万，点赞数超过120万。二是服务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从古籍中萃取元素，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古籍图典库”在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支持下已完成2期建设，从海量传统文化典籍中搜集整理出10万张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图像，进行规范著录、细致标引、合理分类，实现新解析、再创作。项目成果登录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平台，点击量排名第1。
项目推进 内核在人
近5年我社新评聘正高级职称5人、副高级职称18人，全社中级以上职称人员占比持续保持在70%以上，目前员工和人才队伍整体稳定，人才数量、质量和年龄结构都进一步优化。从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看，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坚持以自身培养为主、引进为辅，具体包括：一是系统培训与岗位实践相结合，积极选派人员参加全国古籍办、中国编辑学会等组织的编辑培训、融合出版培训。二是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邀请业内专家和社内资深编审有的放矢地开展重大选题备案、地图审查等培训，同时鼓励编辑积极参加学术会议，了解学术动态。三是老带新、事上练，鼓励年轻员工担任选题系列、项目负责人，支持员工在参与重大项目中锻炼能力，实现岗位成才。
做好古籍传播 将古籍推向大众
古籍出版社虽是专业出版机构，但也肩负着普及传统文化，将古籍推向大众的使命。在古籍大众化出版和传播方面，近年来我社重点做好了以下项目：
一是全力推进重大文化工程《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辑出版，坚持立足学术、面向大众，“激活经典、熔古铸今”，采取“导读”“原典”“注释”“点评”相结合的方式，力求做到广纳百家，百花齐放。2017年以来该丛书已出版7批60种，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七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等多个奖项，计划“十四五”期间完成全部100种图书出版。同时，积极探索经典的多元立体传播，2021年以来依托中国图书馆学会在全国2000余家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开展《百部经典》公益展览、系列讲座等阅读推广活动。
二是继续做好古籍原典普及出版，《国学基本典籍丛刊》2016~2022年按经史子集累计推出宋元名椠、明清佳刻平装影印本100种633册，将深藏内阁大库的善本古籍化身千百，力求物美价廉。“十四五”期间将推出《国家珍贵古籍丛刊》，从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典籍中选取版本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俱高的善本精装彩印，满足读者需求。
在发展过程中，人才问题和资金问题仍然是古籍整理出版面临的困难。从事业发展更高要求看，人才问题一是有高原、无高峰，在领军人才、高端人才上存在差距；二是受制于应届毕业生户口指标等因素，在优秀应届毕业生引进上遇到瓶颈。在资金问题方面，希望主管部门持续加大政策和资金投入，进一步保障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中对古籍资助的覆盖面和资助力度，实现古籍出版良性发展。
（张馨宇 采写/整理）
近年来，陕西三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入选国家级重点出版项目共计70余种，其中，入选国家“十三五”、“十四五”、古籍工作规划等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18种，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25种，入选古籍整理专项资助项目18种，入选经典中国、丝路书香工程、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等15种。项目图书中，《陕西金文集成》《中国蜀道》双双获得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创造了一个中小出版社一次获得2项中国出版政府奖的奇迹；《芮国金玉选粹》《诚斋诗集笺证》《关学经典集成》分别获第二届、第四届、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
发挥人才优势，做专长擅长之事
■支旭仲（陕西三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三秦的项目申报之法
三秦出版社多年来在重大项目方面屡创佳绩，以项目带动战略推动公司发展，总结出一套完善的重大项目申报之法。
第一，紧跟国家政策做专长擅长之事。公司始终牢记古籍出版的责任，不断从中央关于古籍工作指示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重要论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中汲取精神力量。公司入选国家级重点项目图书95%以上均是文史古籍类选题。如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元稹研究文集》《丝路彩陶》系列丛书，入选国家古籍整理资助项目的《关学经典集成》《〈逸周书〉疏证》，入选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的《〈泰律〉校注》等。
第二，提前谋划丰富项目储备。近年来，公司一方面加强与省内外知名学者联系，与多家高校的文史古籍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时加大风险投资，采取预先论证、阶段性投资、签约约稿、提前付酬的办法，确保不断有成稿量达标的优质项目。一方面立足陕西，辐射西北，利用已有专家资源积极促进地域交流与合作。近年通过主动出击，发掘、组织了多类型多种地域特色的选题。目前，公司项目选题储备基本呈现可持续态势。
第三，整合资源提升项目竞争力。一是重点项目配备高素质编校人员。为打造高素质编校队伍，三秦社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发展要素，坚持“内部培养为主，外部引进为辅”的原则，制定《专业人才培养与梯队建设方案》，对人才梯队的设置、人才甄选条件、人才的培养方式等进行了详细规划和安排。此外，公司还实施“项目锻炼提升”的实践培养策略，结合编辑专业、性格特点挑选不同梯队的编辑参加不同难度等级的重点项目。二是竭力提升内容品质。为确保选题立意新、内容质量过硬，公司在图书作者选择上，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调动一切资源寻找匹配的高品质作者。
第四，建立重大项目管理长效机制。为了强化重大项目图书出版工作成效，我公司制定有《重大项目管理办法》《重点项目追踪管理措施》《重点图书奖励办法》等制度，实施重大项目公司领导亲自带队，与项目团队及责任编辑签订项目进度管理任务书，绩效工资、年终奖励均与任务完成情况挂钩，重大项目取得新成绩的评优优先、重点奖励等措施。
古籍融合发展三步走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指示精神，三秦社在古籍大众化出版和传播方面做了以下三点工作。一是加大普及读物出版，推动经典古籍传播。公司奋力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典籍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策划出版如《诗经》《少年版〈史记〉》等受读者欢迎的普及读物，让优秀传统文化、优秀典籍得以传承和发扬。借助丝路书香、经典中国项目译制资源和推广经验，推出优秀典籍海外版,尝试做好古籍整理作品对外版权输出。
二是做强精品古籍，助力高质量发展。2016年推出的《陕西金文集成》，堪称公司出土文献整理图书的典范之作，出版后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得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入选全国2016年度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形成“国家规划—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出版政府奖”递进跃升的完美链环。该书还取得销售1500套的佳绩，获陕西省政府奖励50万元，入选集团文化创新项目，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我们也及时总结经验，力争使其他项目在评奖、营销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
三是多元利用古籍资源，加快融合发展步伐。近年来，公司围绕出版主业，在积累大量优质内容资源和专家作者资源的基础上，不断尝试新业态多元发展，努力推动传统内容资源与新兴科技的深度融合。2014年公司成立了独立的数字出版部门，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2016年公司获批为西北首家拥有网络游戏出版资质的出版社，并出版移动游戏数十款。公司策划的《丝路文化应用交互平台》入选2016年国家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并获得2017年中央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补助。另有《青铜文化知识服务平台》《5G丝路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和《基于5G技术的唐文化数字产业项目》分别获得2019年、2020年、2021年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补助。下阶段，公司计划继续加强古籍数字出版队伍建设和制度保障体系，同时全力做好传统古籍出版与数字技术融合项目的研发。
未来，三秦出版社将继续主动担当和忠实履行专业古籍社的责任义务，一以贯之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工作，按照抢抓机遇争项目、立足精品做普及、依托纸书做融媒的思路，在文史古籍类图书出版中做出更大成绩。（张馨宇 采写/整理）
古籍大环境生变 挑战与机遇并存
■韩 敏（崇文书局社长）
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是古籍出版成员单位加强横向联合，协调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重点项目，交流古籍出版工作经验，大力培养古籍编辑和出版人才队伍的重要活动。崇文书局有幸在2019年加入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成为最后“入关”的古工委成员单位。按惯例，新成员有资格和义务承办古籍社长年会，我社本来应该在2020年承办，因为疫情等影响，一推再推，如今终于顺利承办。
近几年来，我社在古籍文献出版方面一贯坚持古籍整理与古籍普及两条腿走路，兼顾学术研究与市场研发，围绕这一思路设计和执行重点项目及产品线。按此思路，我社古籍编辑也分为古籍整理和古籍普及两个部门，各有分工，分别取得了不错成绩。重点古籍项目方面，我社近几年有8个项目获得国家古籍整理专项经费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多个项目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推出的重点图书《古玺文分域研究》《黄侃黄焯批校昭明文选》等，受到读者和业界的好评。古籍普及方面，我们重点打造了“崇文馆”项目，聚焦古典诗词、古典小说、国学经典的普及，推出了《中国古典诗词校注评》《中华经典全本译注评》《崇文国学普及文库》等多套丛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当然，我们深知，与传统老社、大社相比，我们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只要我们一直在追赶和奋斗的路上，永不言弃，久久为功，相信功不唐捐，总会有收获的。概括来说，收获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才的成长。一切事业成功与否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人。经过几年的培养，年轻人成长较快，在选题策划、联系作者、编辑加工、排版印制等方面都越来越成熟了。二是选题储备。2022年定下来的重点选题比较多，其中，入选《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的有四五个。三是出版形象的提升。我社的专业古籍出版形象在业界、作者圈、读者圈等都有所提升。之所以能争取到较多的重点项目，是因为得到专业作者的信任和认可，有的项目甚至是作者与别的出版社有所接触之后再转到我社的。
今年古籍社长年会交流研讨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这是一个全局性、纲领性的文件，不仅在出版领域，也在教育、学术、文化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中央文件发布后，各省委宣传部、各地方出版集团都快速反应，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政策和具体落地措施。随着国家对古籍工作的愈发重视，古籍出版的大环境得以根本改变，这无疑为古籍出版带来机遇和活力。当然，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大环境的改变，今后古籍出版的参与者也会增加，对作者资源、项目资源、市场资源的争夺会越来越激烈。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古籍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资料获取问题。目前，我国古籍多存于各类图书馆，各图书馆对古籍保护制度严苛，要么概不示人，要么要价过高，令人望而却步，这使得很多古籍多年束之高阁，得不到整理。二是整理水平不高，低水平重复出版较多。出版社出于市场和利益的考虑，对一些基础典籍大量反复出版，数量虽多，但大多水平不高。而一些冷门繁难古籍因为资料获取难度大、市场面小，难以得到开发。对此，国家宜出台相关政策，在古籍利用方面，鼓励图书馆降低门槛，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研究；在出版方面，可考虑古籍出版准入制度，非专业古籍出版社的古籍选题从严管理。（张馨宇 采写/整理）
切实抓好重大项目和古籍人才培养
■葛云波（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中外古今的文学著作及研究著作的出版方面，都有重大项目。这里单说古典文学方面：对于规模较大的丛书、套书，古典文学编辑室统筹操作，每个项目的负责人负责全流程的设计、联络、执行、调配、检查等工作，项目内人员全面配合，积极协商，及时反馈，力保丛书体例的统一性、质量的均衡性。建立“社领导—室主任—项目负责人”层级管理，力保丛书的质量和进展。
重大项目的谋划和实施，是考验出版社出版水准的重要方面。在项目申报时，我们努力做好以下预备工作：
首先，充分论证项目选题方向，全面考察作者。以《杜甫全集校注》为例，立项前我们梳理课题组收集的版本和研究成果，确保项目具备权威性、前沿性；对参与校注的整理者进行落实，确定主编、副主编，妥善劝退原来参与整理但不合适的人员，吸纳确有研究水准的青年学者，确保整理者全身心投入工作，项目有序推进。
其次，预估项目质量并在申报前作一定加工，确保内容质量、文字质量优良。《杜甫全集校注》交稿后，编辑进行部分审阅，确定质量良好，并对发现的明显问题进行初步清理，进一步提高申报书稿的质量。
再次，精选推荐专家，充分沟通，做到高水准推荐。《杜甫全集校注》申报前，我们邀请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薛天纬，对该项目进行评定、推荐，得到了诚恳的意见，对项目的顺利通过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最后，打磨好申报书，核算好成本，做到务实可信。根据《杜甫全集校注》实际情况，拟定好申报书，做好成本核算，多方推敲、打磨，确保精准、全面表述项目的优点和贡献。
在重大项目开展过程中，编辑最好尽早介入，为作者提供有益的建议和意见，避免无效投入、非必要投入。务必核对文献，校勘重要版本，一方面核验作者的工作深度，另一方面确保项目质量。与作者开展有效沟通，以项目质量为核心，以学术为准绳，多方论证解决疑难问题，实现编辑与作者共同提高。发挥不同编辑的个人优势，各个击破，共同研讨，使图书质量上一个大台阶。在三审三校基础上增加审稿和校对次数，确保项目质量。
除做好重大项目的申报管理，我社也非常注重古籍人才培养，主要有3种路径：参加全国古籍办举办的古籍整理出版专题培训，提高专业编辑能力；参加继续教育线下线上培训、出版集团举办的编辑职能培训，提高一般编辑业务能力；编辑部内部的“传帮带”，通过具体稿件审阅的指导，提高青年编辑能力。此外，我社还鼓励大家充分利用古籍方面的网络培训课程以及视频资源，自主学习，不断提高。我们的日常培训抓得较紧，也开始注重总结，作系统培训。
一是老少搭配，切实做到“传帮带”。出版社与部门均意识到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性和急迫性，部门负责人尤其高度警觉，真切落实“传帮带”工作。编辑部为老编辑与新编辑“穿针引线”，明确指导和学习的业务关系，营造有所带、有所学的友好氛围。
二是以重点项目的开展为演练指导的平台。考虑到古籍内容广博，稿件复杂多样，“传帮带”工作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实践为主，依托重点项目的开展，具体指导青年编辑，使之充分接触全流程，提高综合能力。
三是培训指导日常化，开展小组式讨论。突击式培训固然有益，但青年编辑对古籍整理中存在的各种繁杂问题，不能很快理解和吸收。借助重大项目的长时段开展，借由复审，了解青年编辑的优势和不足，予以细致分析和引导。对于重要的编辑问题，进行小组式交流和讨论，完善编辑方案，解决疑难问题。
四是协同作战，发挥青年编辑的优势，形成教学相长的绝佳效果，建设成长型编辑团队。适度放手，让青年编辑施展各自的能力，反过来会给老编辑许多有益启发和帮助，大家一起成长，在综合能力方面能够不断提高。
五是指导青年编辑与作者积极沟通。尊重作者，谦虚向作者学习，也要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在深入思考与充分调查下，提出自己的见解，与作者商榷，切实深耕书稿，提高内容质量。
六是鼓励青年编辑做学者型编辑。在编辑图书的间隙不懈读书，深入研究，锻炼敏锐的学术眼光，为与学界加强联系、开发选题、深度审稿，作学术储备和学养补给。
总的来说，留住古籍人才，要营造平等、成长、快乐的工作环境；发挥集体团结合作的机制，发挥团队综合实力；发挥个人优势，鼓励个人创新发展；建立多劳多得、账目公开的分配机制。
针对目前古籍整理出版现状，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古籍出版人才的培养，非一朝一夕之事，必须确立“十年树人”的意识，急抓但不可速求，应当坚持临时专家培训与长期内部培养相结合、内部培养与坚持讨论相结合的思路，鼓励青年编辑自我学习、主动学习，“我要学”一定比“要我学”效果好。
持续开展古籍整理出版的总结和研究，编纂切实的教材，进行有益的课程设置。这自然讲求系统性、理论指导性，但当以实践实例为中心，以可操作性实战为特色——毕竟目标是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教材一般会流于抽象、概括，所以学校里要配合授课。因此，古籍出版类教材的编写，要假定与授课相结合，对于授课要有提前的设计、规划，甚至要编写参考资料书，以备授课老师使用。
古籍出版人才考核、评价，应该建立数据库管理，进行综合评估，收集编辑学历、职称、工作年限、出版古籍图书品种与规模、业务特长、特殊贡献、获奖情况、书评、专业论文等等。
目前，参与古籍整理出版的出版单位越来越多，但是优秀人才却较为匮乏。应该借鉴过去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培养文史编辑人才的做法，有计划地加以长期培养，以便完成人才梯队的接续。这个计划可以与教材编写协同制定。（田红媛 采写/整理）
让优质经典更符合当下审美
■余 雷（果麦文化产品总监）
作为中国文学“美”和“浪漫”的源头，《诗经》《楚辞》在当今的文化市场中无疑是超级IP。出版机构出品的《诗经》《楚辞》版本多样，出圈的却屈指可数，其中由三秦出版社出版、果麦文化出品的这一版本粲然可观。为什么是果麦呢？
果麦文化出品的《诗经》《楚辞》都有过上市当天售罄的佳绩，其中《诗经》首年实销超过25万套，码洋超过3500万，获得2018年海峡两岸十大最美图书奖、2018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普及读物奖。《诗经》《楚辞》的成功得益于研发和营销思维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以用户思维来研发产品。二是在新的终端销售环境中研究新的打法。
首先，关于用户思维，我们要清楚用户的需求，了解用户的痛点，同时也研究在大时代中广大读者的审美变化，在编校手段上更好解决用户遇到的很多问题，比如，关于阅读、理解、审美等方面的变化。最终，来自市场和用户的反馈显示，我们的版本与其它版本在形成上有明显的差异化，这个差异化是产品研发的结果。这种产品的差异化是产品畅销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10年，对出版业来说，销售终端的变化非常快。10年前图书的大部分销售还是依靠线下书店。后来经历了网店、自媒体、公众号、短视频，直到今天的直播带货等，过去的营销模式在当下可能不太适用了，我们也一直在研究新的营销打法。
我喜欢传统文化，也想持续向读者分享优质的传统文化，所以才会有耐心做这类图书。“通过新的出版方式让优质的中国经典更符合当下的阅读审美”是我非常认可的发展思路，并会长期坚持下去。另外，我还会根据大众阅读趋势，站在用户视角，倒推来做产品研发。大众阅读审美和阅读需求是会变的，这种变化会反应到我们的产品研发端。
经典有两个特性，一是它不受时代的限制。经典里面传承的某些价值是永恒的。比如《红楼梦》，其主题当然不仅仅是反封建，还在寻找人生的终极意义，试图阐释基于人性的、人类社会的运转规律。某种社会制度会消亡，但人性不会变。二是经典的包容性。每一部经典都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其生命力体现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解读，比如《诗经》，汉代有汉代的解读，汉代流行“毛本”，唐代又有唐人的理解，唐代流行孔颖达的解读。一直到后来的历代，它可以适应于每个时代。每个时代对经典需求的点是不一样的。
而现代的需求则是一种对经典的“亲近感”。我之前读过不少《诗经》版本。首先，有的版本在排版上总是透出一种深奥感，让人望而生畏。当作为一个读者，我发现《诗经》里有很多生僻字、多音字、假借字等，根本没法读出来。其实，古代刻本里都有随文注音，反而到了现代，都不随文了，而且大部分还没有注音，这给读者带来很大不便。从读者角度，我希望这些问题在出版上都能得到改良，让更多读者亲近经典。
具体来讲，比如，我们把日本汉学家细井徇的《诗经名物图解》修复后首次作为插图来用，其实这套图集以前出版过，但不是插图，是一套图集。可是，光看图不解诗是不行的，读诗带着赏图就有意思多了，比如读完《关雎》，马上可以看到荇菜、雎鸠的图片以及相关介绍。其它辅助阅读还包括十五国（风）地图、生僻字随文注音、章节页解析等等。设计上，包括开本的确定都是倒推来的。大致逻辑是：四言诗怎样排好看，字号和行距多大比较合理（要考虑随文注音），八行诗占了全书的多大比例，十二行诗又占了多大比例等等。此外，还要让大部分诗歌都要一页一诗，稍长一点的要在一个跨版里解决，只有很少一部分长诗超过一个跨页。最终，从注音到行距、再到一页一诗，决定了开本的大小，这些都是倒推来的。图片可以用来调整合理跨页，也可以用来控制节奏。设计上尽量让它清新雅致，不要显老气，当然也不能妖艳。
总之，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新能力与对市场的敏锐度不可或缺，在做活传统文化时，一是需要快速适应终端的变化，二是准确捕捉现代人的阅读审美。传统文化自有其生命力，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不必为了创新而刻意创新，以用户思维做产品即可，产品上顺应读者的阅读审美，优化阅读体验。我觉得一个现代出版人，应该放下姿态，真正做到为用户服务。（张馨宇 采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