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1月2日，由商务印书馆与先知书店联合主办的“国史书写的‘温情与敬意’——钱穆《国史大纲》（简体字版）新书分享会”在京举办。活动特邀钱穆先生关门弟子、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经典研究的辛意云教授，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进行对谈，先知书店主编耿海洋主持。活动通过线下交流与线上多平台同步直播的方式，吸引了众多读者和学人的关注，共同重温钱穆先生的史学精神与文化情怀。

追忆钱穆先生，重温《国史大纲》

作为钱穆先生的亲传弟子，辛意云分享了自己与钱穆先生的结缘及求学往事，尤其是跟随钱穆先生学习之初，受到的深刻影响。钱穆先生在教授“中国史学名著”“先秦思想”等课程时，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精神特质，并教学生评价文化应从“特点”而非“优缺点”出发，各文化都是解决自身生存问题的独特创造，读书人对此应怀有宽广的心胸。

在谈到钱穆先生撰写及讲授《国史大纲》的经历时，辛意云提到，在抗战极端艰苦的环境下，知识界弥漫着“亡国论”的悲观情绪，钱穆先生却以笔为刃，通过梳理中华数千年文明脉络，唤醒民族自信与抗战士气，不少读者受此书影响投笔从戎。

辛意云还分享了钱穆先生晚年在台北素书楼的教学点滴，先生眼睛虽已不便，仍坚持在家授课，而且对学生关怀备至。辛教授强调，钱穆先生的学术精神一以贯之，核心始终是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后辈传承文化的殷切期许。

王东杰分享了自己与《国史大纲》结缘的过程，并提到该书对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启发。他认为《国史大纲》在通史著作中，虽然并非是“宏篇巨著”，却以凝练的篇幅精准把握了中国历史的关键转折点，将政治、社会、学术等维度融入文化精神与家国关怀之中，其分量无可替代。《国史大纲》根本的关怀在于“人”，探讨的是活生生的、历史中的人，它不仅是一部提供专业灵感源泉的史学巨著，更是一部蕴含了天地境界的“大书”。从这部书中可感受到，钱先生是一位“至情至性”的大家，是一个有温度、爱自然天地、胸襟开阔的儒者形象。

何为“温情与敬意”

针对《国史大纲》中引发广泛讨论的“温情与敬意”历史观，两位学者也展开深入探讨。

王东杰指出，不少人将“温情与敬意”误解为放弃客观，但事实上，钱穆先生的这一主张是一种“了解之同情”的研究方法，“温情与敬意”和所谓历史学的客观性并不矛盾。他认为，完全脱离包括情感在内的个人视角的客观并不存在，历史由人创造，情感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温情与敬意”并非盲目赞美，而是先理解历史情境与前人处境，再进行理性审视。同时每个个体的“主观”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应在这一认知前提下寻得一种理性的对话。

辛意云补充谈到，“温情”是带着同理心的体会，而非单纯的主观偏好；“敬意”则是对历史与文化的尊重，而非盲从。他提到，钱穆先生曾教导学生，看待自身文化应先建立情感联结，再在此基础上进行批判反思，这种“先理解再评判”的态度，既能避免对传统的全盘否定，也能防止盲目复古，是一种更为成熟的历史认知方式。

两位学者都提到，“温情与敬意”不是狭隘的文化保守，而是以开阔的心胸看待历史，在理解自身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与不同视角的理性对话。

传统文化的当代启示：“儒者，通也”

谈及当下热议的国学话题，王东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的立场，钱穆先生反复强调，“中国”首先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单纯的地理或政治概念。真正的传统文化传承，应是尽力吸收外来文化，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要避免盲目排外，也要防止脱离传统根基的全盘西化。

辛意云则以钱穆先生“儒者，通也”的理念回应，他表示，儒家的核心是“通达”，而非僵化的教条。钱穆先生曾教导学生，做儒者既要深耕义理，也要重视考证，更要胸怀开阔，关注时代变化。传承传统文化并非固守故旧，而是要在理解经典义理的基础上，结合时代需求探索新的人生准则与文化方向。

对谈结束后，嘉宾们还与现场读者进行了互动，围绕如何将“温情与敬意”的历史观与当下中学历史教学有效衔接、如何更好理解《论语》、儒家对于财富的观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现场氛围轻松热烈。

《国史大纲》诞生于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彼时著名历史学家、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通儒”的钱穆先生辗转至云南西南联大任教。在民族危亡的紧迫感与使命感的驱使下，钱先生利用授课之余，于1938年5月至1939年在宜良城外岩泉寺完成此书，并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国史大纲》首版出版85年后的今天，适逢钱穆先生诞辰纪念130周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简体横排版，正是希望让更多读者得以亲近这部意在凝聚民族心魂、提振文化自信的著作，使钱穆先生所守护的民族精神之光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责任编辑：张馨宇

复审：穆宏志

终审：马雪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