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杰:甲午战争重来一次会如何?
2015-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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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王鼎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版/48.00元
 

甲午之战,既非中日对抗的起点,更非中日对抗的终点,却绝对是一个关键点。这是一盘决定两国命运的战略博弈,王鼎杰借用围棋的“复盘”概念,从15个环节对甲午战争进行了角度新颖、内容全面、有力度、有深度的战略推演,从而更深刻地剖析这场战争,并从中汲取应有的历史教训。

  ■受访人:王鼎杰(学者) □采访人:郑 杨(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鼎杰

  1980年生,当过中学历史教师,做过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历任某战略智库高级研究员、学术部部长、学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著作有《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李鸿章时代》、《复盘甲午》等。

  人们常说历史不能假设,任何偶然事件和人物只是加速或减缓了历史事件的进程,历史潮流的巨轮终将按照既定的方向前行。因此传统历史学家在研究战争史的时候,只是局限于对已经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反复推敲。王鼎杰的这本《复盘甲午》不同,更加强调在战争中战略认知的重要作用。作者用战略学的研究方法、以围棋高手的理智和技巧通过战后复盘,找到甲午战争之外更为深刻的经验教训,为我国未来国家战略决策的制定,提供更加宽阔的视野。正因如此,他的著作一出版就引发社会和业界的关注。

  关注作者的经历,记者惊讶于王鼎杰超常的自学能力。如果按照应试教育的标准,他算不上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人。受到父亲军旅生涯的影响,他从小就喜爱历史和军事。而母亲爱读书的习惯,让王鼎杰从小也手不释卷。在采访中,他深情地回忆起小时候与母亲一起修补家中旧书的情景,王鼎杰认为母亲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氛围。小学时期王鼎杰就对中国古典名著进行了系统的阅读,对传统兵学著作尤其感兴趣。进入初中后,他开始系统阅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并将棋类兴趣由象棋转往围棋。高三时他除了自学日文,还写了三篇文章,分别对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的失败进行了反思,这构成后来他三部专著的思想源头。

  采访当天,王鼎杰因为送一个朋友来晚了一会儿。他一再抱歉,说话的语气温文儒雅,让人感觉很有素养。记者开玩笑地说,“读你这本书,让人恨不得穿越回120年前,重来一次甲午海战,也许结果会不同。”王鼎杰却认为,人们在事后的反思,总是跳不出失败者的逻辑和认知层次,就算穿越回去,还是改变不了既成事实。“我之所以要对历史进行假设式复盘,关键不在假设,而是要提示大家,关于战争研究,思维和方法的改进最重要。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和先进的国家战略,永远大于战术和装备。拥有前者,即使一时失败,也能迅速崛起。而后者,永远只是风光一时罢了”。

  □对甲午战争的研究,我国学界相关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你却认为现在的研究多不到位,甚至存在某种缺陷,为什么这么说?你认为目前相关领域比较好的著作是哪些?

  ■甲午战争首先是一场战争,但我们很少有人从战争的内在理数严肃研究这场战争,而多满足于从纯史学的单一视角,于时间、空间上布列人物、事件;或急于从社会、文化、思想、制度等外在方面阐释历史,以古讽今,而忽视了脚下其实是一片散沙。实际上,这场战争虽然已结束120年,国人的研究中真正具价值的专著只有两部:一部是石泉先生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一部是戚其章先生的《甲午战争史》。二者都是尽其所能地收集现存中外一手史料,然后分析运用,功底扎实,其历史地位不容动摇。但这两本书在政治学层面受到约束,不能不说是时代局限造成的遗憾。此外,戚俊杰、刘玉明两位先生在2004年主编的7卷本“勿忘甲午”丛书,聚集了相关领域的一线学者,价值很高,但仅刊印二千套,知者甚少。此外,关于甲午战争的间接研究中,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算是一部里程碑著作,可惜过于拘泥在船舶技术的狭隘领域,未能深化发展晚清海军史研究,实属遗憾。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如果想取得成绩,无非是从两个方面取得突破。一个是新史料的发掘,另一个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你的这本书在这两方面有哪些成绩?

  ■我这本书所用的史料基本兼顾了中日两国现存的主要史料,也借鉴了日本学界最近10余年来的新发现,同时广泛参考了其他相关各国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但这本书最大的创新不在纯史料方面,而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即本着实战对抗思维,立足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和历史学的交叉使用,形成一种全新的战争史分析模型,探索战争中从大战略到小战术等不同层次的因素如何互动,又如何影响胜负。由于此种方法论的创新,使得这本书对史料的甄别、判断和组合使用大不同于之前的作品。这本书确实没有“发掘”什么独家史料,却在事实上“激活”了很多沉寂史料。这些史料沉睡在各类史料汇编和档案选录中,乏人问津,宛如从不存在。原因绝非前人读书不细,没见过这些史料,而主要在于缺乏发掘其价值的视角和方法论。这里隐藏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即在于,战争史研究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工作。没有哪个只懂纯历史学的学者敢触碰医学史、法学史和自然科学史,原因就在于大家认识到了相关研究的专业性极强,不容外行随便发言。其实战争史研究何尝不是如此?

  □有专家评论,你的这本书在历史细节研究上也很精准到位。我记得国内学术界已认定在9月17日大东沟海战中,北洋舰队采用的是夹缝雁行阵,而你的书中却认为战时采用的是不规整的凸横队形,为什么这么说?

  ■我在书中写的也是夹缝雁行阵,但指出该阵型属于双排横队,在实战中因为各舰航速差距较大,未能成形,最后呈现为不规整的凸横队形迎敌。其实,对于甲午海战来来说,很多关键问题一直没有说清楚。比如巡洋舰在这场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横队与纵队的战术实质,中日两国海军建设和海军使用的得失,日本第一游击队为何曾被译为飞军……之所以如此,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以往的研究没有立足当时的国际政治大格局及世界海军、海战史的大背景,就舰船论舰船,就人物说人物,自然是盲人摸象,见木忘林。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而不是陷入自责和仇恨。日本“黑船事件”之后,被迫打开国门。同样是对待战败,日本是以庆幸的态度来对待,只有经过痛苦,才知道迎头追上。对于战败的反思,你觉得中国和日本有何差异?

  ■国人对战败的反思,更多的是从病患的角度进行感受性的倾诉和回顾,缺乏一种医师式的客观理性。因而宣传员多,研究员少;文艺性作品多,学术性成果少;对过往的情绪多,而对未来的未雨绸缪、以史为鉴少。相比之下,日本显然有更强的功用理性思维,故而其对“黑船事件”,对二战战败,都能形成很有分量的实用性反思。但如将之与英美相比,则科学性、系统性较差,限制了相关成果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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