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全国各地的灾害不断。尤其是崇祯年间，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陷入连年灾荒，这使得努力对抗清军的明王朝承载着巨大的治理压力，而不断增加的战争开支更直接延续和扩大了民变规模，最终引发了王朝更替。

传统意义上，江南地区在明末也陷入几乎不断的水、旱、疫、蝗等灾害，仅以湖州府为例，万历元年（1773）的饥荒、万历三年（1575）的春旱、万历六年（1578）的洪灾、万历十年（1582）的风灾与湖啸、万历十五年（1587）的大水灾、万历十七年（1589）的特大洪灾、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特大水灾、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旱灾、天启元年（1621）的雪灾、天启四年（1624）的太湖水泛滥、崇祯元年（1628）的风灾、崇祯二年（1629）的震灾，都成为了影响地方民生的显著灾患。

而在明王朝倾覆迁徙的崇祯十三、十四年（1640-1641），江南地区更是陷入罕见的持续灾害。同时期，也就是从1638-1641年，我国黄淮海平原连续出现了一个特大旱年和三个毁灭性的大旱年，堪称明清时期之最。

如前述，崇祯十一年（1638）开始，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遍地大旱，蝗灾很重，以至于出现“人相食”惨象。与之相反，浙江等地则普降大雨，引发特大水灾，同样引发大饥荒而“人相食”。

在崇祯十三年（1640）的农历五月，湖州等地的秧苗几乎全部被淹，持续十多天，秧苗无存，导致这一年的秋天收成大幅减少。放眼整个浙江地区，这一年都是“普发大水，田禾尽没”。这种情况下，江南地区出现大饥荒，而且也就削弱了明政府从江南地区调集粮食赈济北方灾民的能力，使得北方民变叛乱之势变得难以抑制。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641年，江南地区突然大旱，加之蝗灾严重，使之早稻收成几乎全部付诸东流，而晚稻的收成也非常差。这一年的秋天江南地区的粮价继续高开高走，以至于地方民众的生活出现严重困难，镇江府金坛百姓到延庆寺附近挖观音土制成粉粥解饥，但往往因此产生剧烈腹痛并猝亡。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冯贤亮所著的《明清江南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一书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谈到，1641年的江南，许多地区的河流枯涸，米价暴涨，乡民难以糊口，纷纷吃观音土以及麦麸、树皮、草根。“贫民四处逃荒，夫弃妻，父抛子”，市面上的日常用物堆积如山，半价出售，但无人问津。大规模的死亡到处呈现。

熬到这一年的冬天，百姓发现不仅照例要交租，粮食还要按时输官，小户穷民所剩的保命粮几乎索取一空；稍微富足之家，交完官粮也不足以保证家食需要；甚至出现了田亩较多的大户出外逃亡以逃避租税。

书中谈到，崇祯十四年（1641）在江南地区发生的特大旱灾，影响到了丹徒、丹阳、金坛、宜兴、溧阳、无锡、江阴、常熟、吴江、昆山、太仓、上海、南汇、松江、海盐、海宁、奉贤、青浦、德清、乌程、长兴等几十个州县，多条江河干涸。朝廷基本上放弃了对这一地区的赈济，而地方政府仍然继续向幸存者征收租税。这一年以及第二年在江南地区的瘟疫同样席卷整个江南，多地“人多暴死”，“十室九死”。当时的人认为，“一不死于饥，再不死于疫情，便可称无量福泽矣”。

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江南地区再度出现烈性传染病疫情，许多百姓口中喷血而死。

《明清江南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书中指出，明末江南地区的灾害发生后，地方政府和士人阶层都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虽然整体成效相较于剧烈的灾情和疫情而言作用不大，但是相关的经验仍然值得回顾。

首先是兴修水利，维护水利设施和防护工作。江南地区总体上地势低下，水域面积广大，土质黏重，更重需要进行的翻土、养土以及除草、选种、田间管理工作已经系统化，而在灾害频繁的当时就更需要抓住灾害周期的间隙，加紧耕种，并正确养护土地肥力，跟灾害抢时间，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收成。

其次就是开展相关的赈济。应该说，虽然明末江南地区灾害年间，总体上地方政府没有停止征收租税，但在不同地方灾害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仍然申请并获准减免缴纳上缴银两和漕粮。《明清江南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书中也指出，对于南直隶地区的苏松常三府地区，明朝中央政府更为关税，更可能批准地方遇灾提出的征缴减免申请，相较而言，本列为普通地区的杭、嘉、湖地区，则更难获准减免征缴。

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施政，有效开展赈济，包括以工代赈以兴建水利、堤防、疏通河流等公共工程，设立粥厂来减少人口死亡等举措，就显得格外重要。

第三，就是私家大族的防灾与消灾做法。尽管这些大族首先考虑的是自保，具有强烈的自我利益维护意识，但仍然还是拿出了部分钱粮来赈济平民。尤其是一些官宦世家，出于社会控制、维护地方的考虑，做出了切实的表率。

《明清江南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书中也探讨了导致明末灾害的社会影响加剧的关联原因。一方面就是江南地区虽然是鱼米之乡，河汊纵横，土地肥沃，但是水旱灾害在元代以来就以较为固定的频率形成，而地方政府的经费有限，往往使得水利兴修和维护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无力应对严重灾害。另一方面，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往往为了一己私利，阻挠湖港河道的疏浚，甚至故意淤塞湖港以侵占、私辟良田，相应的，许多平民也短时以淤地为利，不愿意放弃侵占的水利。

书名：《明清江南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

作者：冯贤亮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