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生——诠释热爱与坚守
2023-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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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 1961年生,198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时年8月入职中华书局,长期从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2003年获得编审职称。历任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副主任(1991)、主任(1994),中华书局副总编辑(2003)、总编辑(2010)、总经理(2012)、执行董事兼党委书记(2020)。2022年2月退休。现兼任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6)、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2011)、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2018)等荣誉,系中国共产党十九大代表(2017)。著有《敦煌诗集残卷辑考》(2000)、《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丛考》(2016)、《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2021)等。


王志刚 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担任《人口研究》期刊编辑,1995年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曾参与人口教育、中学地理、聋校社会等教材编写,历任编辑、办公室主任、社长助理、副社长、党委常务副书记,从事编辑出版工作30余年。2012年牵头组建人教数字出版公司,2017年创建人教数字教育研究院、创办《中小学数字化教学》杂志,提出“让教学更生动,让学习更有效,让成长更全面”的教育数字出版理念。曾入选2013年度全国新闻出版领军人物、2014年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获评2019-2020年度数字出版“影响力人物”,主持研发的人教数字教材荣获2021年“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人教社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2021年度出版融合发展旗舰单位。


张德意 江西人民出版社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编审。中国出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理事、江西省编辑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入选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江西省百千万人才、江西省文化名家,获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编撰、责编的图书多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及省部级奖项。著作有《江西省出版志》等,发表专业论文10余篇。


陈高潮 从事新闻出版工作36年,自2006年起主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工作至今,曾被北京市人事局、北京市新闻出版(版权)局评为创意成果奖优秀个人,获得北京市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北京市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文化经营管理人才等荣誉称号。


  编者按 韬奋出版奖设立于1987年,每三年评选一次,是我国出版行业最高的个人荣誉奖,旨在充分发挥优秀出版工作者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出版工作者多出精品力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前不久,经过严格的评选程序,中国出版协会公布第十四届韬奋出版奖获奖名单,30名获奖者荣膺这一出版业最高殊荣。本报采访了本届韬奋出版奖获奖者,希望从众多出版前辈的从业经历中汲取宝贵经验,为后来者提供滋养和力量。本期是获奖者采访实录的第三期。(链接:2023年3月24日2~3版《出版人生——他们树立了标杆和榜样》、2023年3月31日10~11版《出版人生——讲述奉献与责任的故事》)

  40年出版生涯:只争朝夕,不负热爱

  ■徐 俊(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党委书记)

  韬奋出版奖是中国出版界最高个人荣誉奖项,在我退休离开出版岗位一年之际,获此殊荣,深感荣幸,感谢大家的肯定。我1983年入职中华书局时,同编辑室有一位老编辑,是我们编辑的楷模,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就是周振甫先生。周先生当时70多岁,每周两天到局上班,取送稿件,给读者回信。1987年,首届韬奋出版奖评选,10位出版家编辑家获奖,周先生就是获奖者之一。那时候我知道了韬奋奖,也开始关注韬奋奖得主,他们一直激励着我后来的工作。因此我对韬奋出版奖一直抱有崇高的敬意,在我离开工作岗位之际,能够与我敬仰的前辈同列于韬奋奖获奖者之列,是我职业生涯莫大的荣耀。

  我1983年8月入职中华书局,到现在整整40年,中间有两年多时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研究工作。40年出版生涯,可以以2003年为界分为前后2个20年,前20年我在编辑岗位从事具体编辑工作,走上编辑室领导岗位之后也负责一个大的方面的编辑出版工作;后20年,在书局领导班子近20年,作为“一把手”主持工作10年,负责全局工作,但我的主要精力还是在重大选题和重大项目的策划、运作和管理上。

  出版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集体行为,个人只是其中的某一个环节某一个局部,我认为出版链条中任何一项微不足道的工作,对一个人的锻炼和成长都是有意义的。我入职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古籍办编简报,给古籍小组成员寄书,抄写邮件地址,每本书用塑料绳打包,每一个交叉点都要捆出十字交叉来。说出来大家可能难以置信,按规定一年后要下编辑室,文学编辑室以兼职半年编务为条件接受了我,因为我们室的编务同事要生孩子了。正是在半年编务岗位上,我了解了文学室主要的书稿情况(存稿、在制品)和出书计划,系统整理了编辑室的书稿档案,看到了两份对我有终身影响的档案文件——一件是王仲闻先生为唐圭璋《全宋词》修订留下的高可盈尺的审读笔记,一件是周振甫先生为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所写的近5万字审稿意见。从前辈们的工作中,体会到编辑工作应有的样子和编辑工作的价值。后来我学习电脑打字,将周先生《管锥编》审读意见和钱锺书批语,一一录入电脑,发表在书局的《书品》,让周振甫、钱锺书二位先生的佳话,有了可供后人学习的文本。

  那时候出书难,我们编辑的出书量与现在的编辑没法比。我用6年时间才完成《全唐诗补编》出版任务,陈尚君先生的《全唐诗补编》是清编《全唐诗》以来对唐诗文献彻底的清理,除了宋以前集部文献外,大量涉及同时期的历史、宗教、方志及近代以来的辑佚辨伪成果,我跟随书稿大量涉猎各方面文献,给自己补了课。因为《补编》涉及敦煌遗书所存诗歌,我由此开始个人敦煌文学的整理与研究。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正是《全唐诗补编》和敦煌诗歌整理的机缘,我对集部以外的古籍有所涉及,在我进入领导班子后分管历史、哲学等方向,才有了一点点基础。《全唐诗补编》出版后,获得了新闻出版总署优秀图书奖编辑奖,那时候这是最高奖项。记得负责评奖工作的戴文葆先生把我们一个个请到总署谈话,一是了解具体编辑工作作大会评点,二是布置我们每个人写一篇编辑手记,最后合出了一本书。给了我非常大的触动和激励,至今难忘。

  2003年8月,我第2次入职中华书局,正是中华书局出版方向遇到较大挫折的时候。此后20年,在我们李岩总的领导下,书局班子和全体“中华人”发愤图强,守正出新,创造一个又一个出版奇迹,在百年中华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给我体会最深的可以说三点:

  一是坚持主业,擦亮核心品牌。改革开放以来的出版业困难重重,也诱惑重重,但是一个出版机构首先有他的国家职责定位,中华书局作为传统文化出版方向的代表,就要做好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出版,做好传统文化大众出版,见样学样出教材、教辅,出小说,非但救不了自己,也有违社会责任。这一点教训深刻。

  二是解放思想,不能自限手脚。在出版专业分工打破之前,中华书局是一个古籍专业出版社,内部按学科分为文学、历史(古代史、近代史)、哲学、语言文字4个大板块,专业化道路保证了出版物的质量,既出人又出书,这就是核心竞争力。但是随着出版市场化加剧,中华书局市场能力的薄弱也越发显现,就产品而言,就是缺乏市场竞争力更大的大众读物,受众小,限制了市场规模。2003年8月底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我请几位编辑室主任到会场搜集有关出版社书目,回来对照我们自己的产品,发现同行领先出版社在文史哲古籍普及本方面都有系列图书,如上古、岳麓、三晋,都已有相当规模。而我们满打满算能算作古籍普及本的只有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还有《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仅有的一套名著译注丛书还是繁体字版。这就是差距。其实图书产品本没有高下,古籍的普及版并不是以放弃学术质量要求来实现的,为不同的读者对象提供精准的读书产品,没有高下之分。首先我们的编辑要解放思想,认同市场,放下身段,才有可能打造出中华版的古籍大众读物。到中华书局110年大庆时,我们的传统文化大众出版总量,已经超过古籍出版总量,古籍出版中心和基础图书中心成为书局最先实现年发货2亿码洋规模的部门,专业与大众,双峰并峙!

  三是优化结构,重大项目与基本书缺一不可。作为一个品牌老社,很难像业界先进的畅销书出版社那样,一本书救不了我们,我们靠的是丰富扎实的产品线,品牌照应之下必须有全级层的优质产品,品牌效益才能显现。过去20年中,我们强调重大项目引领+基本书理念,重大项目保证了中华书局的品牌地位,保证了学术资源的有效聚集和转化,保证了政策效益的最大实现,对历年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和拟申报出版政府奖的项目,从组约稿、体例策划、编辑出版,可以说我无不全程参与,全程跟踪,开展10多年的“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从立项到项目运作、审稿定稿、营销宣传,可谓费尽心力,当然也收获了太多来自读者的鼓励,现在回想确是人生难得的经历。

  过去的20年,随着传统文化的持续升温,读者数量不断扩容,读者水平不断提升,古籍元典也成为普通读者追逐的目标——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我们的“二十四史”修订本各史一版1印都采用了编号发行方式,《史记》首印2万套,其他各史首印1万套,都在一年内售罄,每次上海书展首发,都有长长的队伍等待我和修订主持人签名。我自己暗想,这些等我们签名的显然不会是专业历史研究者,而是遍布民间的历史爱好者、传统文化爱好者。在这样大的阅读背景下,我们将“基本书理念”的范围从古籍整理推展到古籍普及图书,将传统文化大众出版的持续探索作为十几年来全局编辑工作的最重要方向,是我们顺应了读者的需要、市场的需要。

  寄语年轻编辑:时间顺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有诸多遗憾,特别是“看得到做不到”所在多有,很想对年轻的同行和在职的同事们说,只争朝夕,能做事的时候要努力,少留遗憾!

  (田红媛 采写/整理)

  出版工作是良心活

  ■王志刚(人民教育出版社党委常务副书记、人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董事长)

  感谢韬奋出版奖评委会给予我这个荣誉,更要感谢组织多年的培养,感谢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以及家人的无私支持。出版工作是良心活,尤其是教育出版,使命是为教育教学提供优质内容和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坚持正确出版观,坚守内容质量,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师生的需要作为工作目标,植根教育、服务教育。

  我迈入出版领域有些偶然。我本科学的是工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工作,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在《人口研究》杂志担任编辑,开始与出版结缘。人教社是教育出版“国家队”、主力军,也是中小学教材编研出版专业队,从大学来到人教社,尽管我有一定的学科学术背景,但这与编写教材并不是一回事。我刚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编写时,当时人教社地理编辑室的老专家陈尔寿先生,拿着我写的稿子语重心长地说,写得很好,内容科学性和文字都没问题,但是不能用。因为中小学教科书不是论文或专著,编写时不仅要按照教学大纲完整地呈现教学内容,不能随意添加个人观点,还要符合中小学生身心成长规律,用他们能接受的语言表达,精心选配插图,编排丰富的栏目、活动、习题等,另外还有篇幅限制。这件事让我真正认识到教科书编写的专业性,也切身体会到教育出版的责任感。

  199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联系上海财经大学组织出版系统干部参加MBA学习培养,我荣幸成为出版MBA第一期学员,并担任班长,脱产两年不仅系统学习了经济学、管理学、运筹学、会计学、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等专业课,也促使我从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层面思考中国的出版和未来发展,为此后从事出版经营管理、开拓数字出版打下坚实基础。2011年,人教社提出数字化战略,我开始分管数字出版,兼任新成立的数字出版部主任,主持起草了人教社第一个数字出版发展规划。2012年,在社务会领导下,我牵头组建了人教数字出版公司并兼任董事长。10余年来,人教数字公司已从建立之初的20多人发展成为超过200人的现代出版企业,初步建立了完整的资源体系、产品体系、技术体系、市场体系、服务体系和科研体系,平台服务、移动学习、解决方案三大系列产品应用服务覆盖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户数超过7000万,销售收入从成立之初的300万元到2018年超过2亿元,利润超过2500万元,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数字出版示范企业称号,成为出版业服务基础教育信息化最有影响力的企业。

  为了探索教育出版新业态,推动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我领导组织了第二代、第三代人教数字教材的研发,此项工作从2013年起连续列入教育部每年的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数字教材这一概念也首次出现在国家政府文件中。2017年,我牵头创建成立了人教数字教育研究院并兼任院长,积极开展中小学数字教材、数字出版等相关研究工作,承担了多项国家级、部委级项目和课题,完成了多个教育和数字出版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定;同年创办《中小学数字化教学》杂志并兼任主编,定位于推动引领数字化教学、提升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创办5年期发行量纸刊突破5万册、电子刊4万册,成为教育信息化领域发行量最大、最受中小学老师欢迎的杂志。由我最初策划的“全国中小学数字化教学研讨会”,已连续召开7届,2019年参会规模达1500人,2022年线上参会人数突破10万,成为基础教育信息化领域品牌活动,也是信息化时代出版服务教育发展的成功案例。

  教育出版的根本职责是为教育教学提供优质内容和服务,因此教育出版未来的发展,必须适应教育教学变革,适应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教育现代化要求。一是必须走融合发展之路,不仅要积极拥抱技术,推进与内容和产品融合,更要加大创新力度,在业务、管理、用户、服务等方面深度融合。二是在定位上应从“内容提供商”向“内容+服务”转型,过去教育出版服务教育的产品主要是教科书和各种教学资源图书,但随着教育数字化的推进,如果教育出版仍停留在内容尤其是纸质内容供给上,就不能很好地适应、支撑和服务数字化教与学要求。三是坚持精品化、体系化和数据化。在信息时代,各类内容资源泛滥、参差不齐、良莠难辨,教育出版必须发挥传统优质内容资源建设优势,打造适应数字化教学、纸数联动、线下线上相配合的立体化、体系化精品教材和优质内容产品与服务。数据化也是教育出版必须重视的方向,数字教育发展将会沉淀海量数据,要打造适应数字教育教学规律、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的优质内容和服务,须运用掌握海量数据,摸清师生需求,研发更加有效、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不断提高竞争力,提升服务教育发展的水平能力。

  寄语年轻编辑:从事出版工作,特别是教育出版必须有使命感,时刻想着肩上的责任,时刻想着亿万师生的需求。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教育和出版影响的不断加深,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推进教育数字化”的要求,未来的教育出版要加快推进深度融合发展,要从“内容提供商”向“内容+服务”转型。青年编辑要加强学习、与时俱进,在不断提升自身编辑业务和学术水平的同时,还要提高新时代意识形态把关能力,强化数字素养,在服务教育数字化进程中充当先锋队和主力军。(靳艺昕 采写/整理)

  从书生到一名职业出版人

  ■张德意(江西人民出版社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我从事出版工作30余载,为党和人民做了一点工作,授予我此殊荣,是对我个人的肯定,也是对全国出版人的巨大鼓舞。我深知,比我更优秀的出版人数不胜数,这才是中国出版发展的强劲动力与未来希望。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全体出版人,属于所有奋斗者。授予我这份大奖,我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担子,看到了期盼的目光,未来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工作、不懈工作,交出合格答卷,做一名新时代合格的出版人。 

  我是1989年7月大学一毕业就直奔出版单位工作,35年来一直在出版业奋斗,没有任何的犹豫、动摇,终生只从事编辑出版这一个职业。遵照组织安排,我先后在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江西出版集团图书音像部、中文传媒出版产业部、江西教育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工作,从事过出版行政管理、编辑出版业务管理、印制管理、发行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出版科研、党务工作、编辑出版协会(学会)等工作,多岗位历练丰富了我的工作经验,为我的成长打下坚实基础,让我从一名书生成长为一名职业出版人。

  人生漫漫,但关键节点就那么一两个。至今仍历历在目的最深印象是我刚参加出版工作时的人生价值求索。刚到出版岗位,那时没有什么岗前培训,在部门领导指导下直接上岗开展工作。从一名学生转变为职业人,有一阵子非常迷茫、非常苦恼,不知道该如何设置自己的定位、目标追求,更不知道如何才能干得好。有一天,在阅览室里翻看一本杂志,里面有一篇文章讲述邹韬奋的故事,看到了毛泽东同志为邹韬奋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邹韬奋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人民性,热爱人民、服务人民是其一生不懈的追求。邹韬奋是江西余江人,作为江西出版人,我感到非常自豪与骄傲,我深被感动,觉得要以邹韬奋为榜样,既然选择了党的出版业,那就要做邹韬奋式的出版人,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克服一切困难,做好出版工作,要为文化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认真梳理一下几十年的历程,发现我的职业生涯中没有什么值得浓墨重彩去讲述的亮点,只有平平淡淡、朴朴实实的工作。出版业是从事文化传承、积累、弘扬、交流互鉴的神圣而光荣的工作,需要踏踏实实地开展工作,从朴实无华的工作中去折射出璀璨的文化之光。

  当前,我是在出版社的社长岗位,目标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实现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产品多样化、文化数字化、阅读全民化,是我对未来出版业趋势的判断。

  我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征程上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牢记为人民出好书理念,牢记韬奋先生的精神为党认真工作,为人民多做服务,认真做好出版工作,坚持文化自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多作新贡献。

  寄语年轻编辑:中国出版的希望与未来要靠年轻的出版人去创造。我热切希望年轻的出版人要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做政治过硬、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善始善成的新时代合格的新出版人。(田红媛 采写/整理)

  (下转第3版)  (上接第2版)

  做出版时间愈长,愈感责任重大

  ■陈高潮(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韬奋出版奖是行业给予个人的最高荣誉,也是我从事编辑出版工作30多年的最高荣誉。我非常荣幸,感谢在不同时期帮助我成长的领导、同事、作者和读者,以及北京出版集团对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和热情帮助;我也感到惶恐,还要多向业界同仁们学习。

  1985年7月,我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到《教师报》做编辑和记者。这是一份由陕西省教育厅主管主办,面向全国普教战线教师的专业报纸。报社的老师们激发了我对编辑工作的热情,使我感受到做一名新闻工作者的光荣与神圣。1993年,我参与创刊了第一份由陕西省教委主管主办,面向幼儿及家长的报纸《幼儿导报》。为了办好报纸,除了通过各种渠道在全国征稿,我还专程到北京组稿,先后采访了“金话筒奖”获得者、央视“七巧板”节目主持人鞠萍,争取到与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文学阅读专家浦漫汀教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童话大王郑渊洁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并向他们发出为《幼儿导报》撰稿的邀请,他们谦逊的品质、敬业的精神,教给了我对待工作的态度。

  2003年,我从西安来到北京,入职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从报刊编辑转为图书编辑,没变的是我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和不断学习的态度。2006年,我主持工美社工作至今,始终坚持突出工美特色,以学术图书立社,走内涵式多元化的发展道路,通过高质量产品助力工艺美术事业发展,努力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不断扩大工美社的行业和社会影响力,出版了一批内容和装帧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艺术图书,多部精品图书被列入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的支持,荣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荣誉称号。

  在做好出版主业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在探索与艺术图书出版相关的多元化经营和融合发展路径。为了增强与艺术家的黏性,提高工美社的市场竞争力,工美社成立了专营艺术图书的北京美联京工图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联京工”),以及拓展经营艺术及艺术家相关业务的北京百艺国礼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艺国礼”)。美联京工通过线下实体书店和线上淘宝天猫等网络渠道,不断优化工美社艺术图书营销发行工作,旗下的“美联书院”实体书店于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北京市特色书店”。百艺国礼为艺术家提供全媒体推广宣传,经营工艺美术国礼定制、艺术衍生品和联名文创产品开发、文化活动和会议承办等业务,拓展了为艺术家服务的形式,增强了工美社的盈利能力,今年还计划推出艺术品拍卖业务。

  对我个人来说,无论是在西安办报纸,还是到北京工美社做图书,虽然一步一步地走上管理岗位,但我始终坚持不脱离编辑业务。工美社转企后,为了激发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我顶着巨大压力,在全社推行竞聘上岗、双向选择的现代企业用人机制。中层以上干部竞聘上岗,职工和部门负责人双向选择。2012年~2019年,为2年一聘,到2020年调整为3年一聘。大家从开始的不适应,到后来主动思考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工美社库房面向社会招聘的原打包岗位的一名女员工,如今已成长为出版社编辑中心的中层管理人员。针对单位底子薄、人员少的实际情况,工美社实行全员策划选题的奖励政策,无论哪个岗位,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都可以策划选题。一个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工美社选人用人机制仍在不断完善,编辑部门、发行部门按业绩兑现奖金已被工美社的职工逐渐接受,工美社鼓励有想法、有能力的人在工作中施展拳脚。

  改革永远在路上,2020年12月26日,工美社正式划转至北京出版集团,这是北京市整合首都出版资源、聚拢出版力量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我们来说也是新的开始。集团在出版社经营思路、业务规划和集团旗下单位合作共赢等方面都给予了极大支持。如今我们工美社全体干部职工正在积极融入集团的转型发展。

  从业近38年,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一名出版工作者,要不断加强学习。做出版时间越长,越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做出版时间越长,越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做出版时间越长,越想把自己所知所学,分享给更多的人。我倍加珍惜这份特殊的荣誉,这份荣誉将成为我再出发的动力。

  寄语年轻编辑:党的二十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描绘了更加美好的蓝图,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出版工作者,需要恪守出版人既要仰望星空,又得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虚心学习、勤奋工作,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不断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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