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提高数字出版人才队伍建设水平

　　■孙寿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理事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出版业要在“十四五”新时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思想。在生产方式数字化的变革中理解供需关系的变化，寻求供给侧改革的新办法，加速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传承。

　　数字出版具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巨大潜力。“十三五”期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从2016年的5720.9亿元扩大至2019年的9881.4亿元。据不完全统计，到2020年底已经实现翻番。其中的重点领域数字音乐、网络游戏和在线教育的2020年市场规模较前一年分别增加或预计增加10.1%、20.7%、35.5%，数字阅读领域也有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远高于传统出版业的同期增速。也高于第三方机构预测的我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增长速度。

　　传统出版单位以推动转型升级为契机，推进融合深度发展，数字化业务比重也在逐年增加，初步形成纸质产品和数字产品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但从“十三五”时期的经验及产业发展态势看，数字出版业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数字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同质化现象严重，品种多而精品少的现象；产品运营能力欠佳，版权保护意识不强，用户付费愿望不高等情况。尤其是传统出版单位面向融合发展缺少符合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导致这些单位在内容生产、传播服务、经营管理的全过程进行创新的手段和方法不够突出，项目成果转化完成度不够。

　　高质量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关键在人才队伍建设。建议：

　　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事业和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数字出版行业应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巩固出版界的意识形态防线。完善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以推动人才培养和人才管理机制创新为手段的数字出版人才生态建设。

　　二是大力培养创新型青年人才。首先要加强高校相关学科建设，加快人才动能转换，培育坚强的后备力量。数字出版行业应该通过更加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提高人才吸引力竞争力，聚贤以用。同时加强数字出版从业人员的在职培训教育，提升从业人员在数字出版的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服务创新和管理传播方式创新中发挥作用的能力。构建出版融合发展人才的评价指标体系，推动数字出版融合发展向纵深发展。

　　三是强化相关行业组织作用。鼓励有关行业协会，发挥统筹职能和桥梁作用，协调多方资源，助力人才保障建设；发挥协会、企业和科研院所在数字出版研究方向的平台优势，提高科研站位，牵头聚焦项目攻关，强化科技科研人才排头兵作用；提高行业人才建设服务能力，举办卓有实效的人才交流活动，促进行业繁荣。

　　从“要不要融”到“怎样融得更彻底”

　　■李学梅（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日报社副总编辑）

　　媒体融合是一场不容回避的自我革命，是党报书写好“党报姓党”时代答卷的必由之路。经过改革的阵痛，我个人感觉目前生存下来的传统纸媒早已不再纠结要不要融，而是都在思考怎么才能融得更好更彻底。

　　但对标对表中央的要求，传统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水平仍不太高，在加快推进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把关能力还有待提升。主流媒体开启融合进程后，面临的真正重大挑战是把关问题。原本，主流媒体在把关方面拥有成熟的经验，但当面临“流量焦虑”时如何能够沉得住气，既争分夺秒抢占第一时间，又能准确地发出权威声音，是融合发展中摆在主流媒体面前的一道难题。把关能力是媒体的核心能力，我们决不能在发展新媒体的过程中弱化这一核心能力。

　　二是增强用户黏性的手段还不够丰富。传统媒体依托第三方平台无法通过大数据真实掌握受众需求，既需要进一步与平台加强合作，也需要提高自有平台与用户的亲密度和黏合性，充分拓展新闻+政务、新闻+服务功能。

　　三是故事讲得还不够吸引人。我们需要创新内容话语体系，由传统媒体的表达方式向互联网表达方式转变，由文字表达向文字与音视频多种表达方式转变，满足新形势下的传播需要。

　　四是以技术创新引领媒体深度融合的力度还不够。技术是媒体融合的发动机和加速器，建立了融媒体矩阵并不等于具备了技术驱动力。目前，多数传统纸媒在以大数据智能化手段提高生产效率、连接用户等方面还存在短板，主流媒体要做到技术创新和优质内容“两翼齐飞”，需要我们紧盯技术前沿，瞄准发展趋势，加强对新技术的前瞻性研究，开门办技术，开门强技术。

　　五是融合发展的造血功能还亟待加强。传统报业的广告、发行经营业务在新媒体时代丧失活力，收放不断下降，迫切需要拓展增量，探索新的经营模式，将内容产品优势转化为商业价值，确保优质内容持续变现。

　　六是体制机制还有待突破和创新。主流媒体在融合过程中多少都感受到了体制的束缚，也正是受人员编制、工资总额等政策的束缚，融合过程中采编人员的积极性、全媒人才队伍的培养等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结合文化产品特质理解融合本质

　　■郭媛媛（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出版传媒业向数字化生产、运营、消费的线上转移。期间，各出版集团（社）、实体书店、图书馆开展“云馆配”“云阅读”“直播带货”“在线教育”等尝试，收到一定成效，但离《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具体要求，还有差距。

　　目前来看，出版行业在融合发展上还没有全面理解好和把握好图书这一文化产品的特质。要取得数字化出版传媒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在线上融合的关键处做文章：要让读者获得跨越时空、选择、产销同步的主导权；要基于读者购书、阅读、教育等需求，精心策划、设计沉浸式、交互式、全时空场景的融合体验；要为读者提供便捷、灵活、高效的消费方式。

　　具体来说，阅读作为一种私人行为，具有沉浸式、体验式等特点，在当前数字化阅读已经成为风尚的背景下，这就决定了出版融合要加强图书原有的沉浸氛围，让线上阅读形式能与线下阅读行为实现互动；当前新的数字化阅读方式还没有和传统的出版传媒找到契合的切入点，应该基于“人与图书的心灵交流”这一根本，结合当下的时尚要素形成情景和互动，努力做到极致，以此来给传统阅读增量拓展；现在图书品种多、营销形式多，出版社一方面要提高精品意识，另一方面要与教育等产业打通，结合线上技术、空间营造等推动平台搭建，进而做好出版业的生产经营；线上形式的最大特色是读者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选择文化产品，还可以同时实现销售反馈，所以一定要尊重读者的主导权。

　　图书出版由此可以将融合做到更好，在平台、机构融合以外，进一步以核心产品特质为关键，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精细分析、精准定位，找到最适配的模式、方法，实现全面之融、立体之融、生态之融。

　　融合发展仍要坚持“双效”至上内容为王

　　■潘凯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裁）

　　从2015年以来的6年时间里，出版业的融合发展在各个领域、各种业态上还是取得了尽管程度不一、但总体上还是十分不错的业绩：不仅大家的观念有了明显改变，认识得到统一，而且行动上也各有作为，出现了一些各具特色、“双效”俱佳的融合性产品。

　　在看到进步与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得承认出版业在融合发展方面的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在我看来，即使是融合发展，出版业“双效”至上、内容为王的基本原则依然不可动摇，面对融合发展这个全新课题，要正确认识它、科学研究它。这些都是解决我们融合发展存在诸种问题的痛点之所在。没有上佳的内容、不懂什么是优质的内容、不研究问题、不顾及实际效果，只是一味追逐所谓融合的时髦与时尚，那只是一种表面的融合与虚幻的热闹，终究只能是自欺欺人的泡沫。比如你直播我也直播，你带货我也带货，你找大牌明星我找更大牌腕儿，但完全不考虑那些个“腕儿”看没看过书？懂不懂这内容？完全不算计直播带货的成本到底是多少，抑或只是抓个脸盘靓点、口齿伶俐点的来背几句广告……诸如此类伪融合是注定不会有什么正面效果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科学，要懂得自尊自重自爱，要多点冷静研究、少点热闹作秀。

　　从供给端多维助推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

　　■刘忠斌（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紫金文创研究院研究员）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为文化产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当下，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存在着促进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区域政策扶持力度不足、缺乏成型的商业模式、发展良莠不齐、城乡差距较大等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助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激发创造活力，催生新型业态。一是要利用提升数字技术促进文化创作、传播和接受方式的创新，让精品内容实现多元化衍生。二是利用数字化延长文化产业链，促进结构优化，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三是利用数字化为文化产业转型提供新动能，包括产品和服务转型，例如报业、出版业向数字化转型等。

　　把握消费需求变化，创新文化产品供给。首先，让数字内容成为文化消费的重要需求。其次，利用文化消费的互动需求凸显社交属性。互联网文化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定位不同偏好的用户群体，实现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精准投放，推动文化内容创作向精细化和品质化方向发展，促成供需两侧的良性互动。再次，充分挖掘场景式文化消费需求。场景式消费凸显了消费者希望获得的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文化产品，而是更有故事和情感附加值、全身心、全方位的文化体验。

　　加大数字化研发应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是依托“新基建”，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如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服务和应用体系，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采集和标注，再通过开发数据，形成文化产品。二是积极探索5G、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基础设施与文化产业的商业应用场景。三是加速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四是加大文化制造领域新设备、新材料的研发应用。

　　加大数字文化人才培养力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数字文化产业人才培养顶层设计，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金、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等支持一批数字文化领域重大课题和创新项目，依托科研机构、重点高校和龙头企业，系统性开展数字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创新实践，形成一批专家智库。另一方面，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促进高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和互相补充，在有条件的高校试点性开设数字文化相关专业，鼓励高职院校组织开展职业培训；通过行业协会，组织跨行业及不同背景企业之间交流学习。

　　打造公共服务与商业运作互惠合作模式。首先，可以将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产业的文化资源利用数字化进行整合，形成一站式搜索平台供用户使用。其次，可以促成文化事业单位提供文化资源共享，文化企业单位提供技术与平台。最后，可以鼓励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作为投资方，向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提供运作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