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礼 资深媒体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多家媒体主编、专栏作家。现任《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另编著出版有《27站，中国近代史之旅》、《穿越百年：民国前传》等。

关键词 晚清 知识分子 媒体

　　该书首次以精英变迁和政治抗议的视角考察传媒精英在近代中国如何生成，以及体制内“清议”如何转化为一种体制外的反抗力量。

　　○李 礼（资深媒体人）

　　近代报刊经由传教士入华，传统士人开始接触并逐渐进入这一领域，从早期受雇于西方报纸到自主创办，进而以报纸作为政治参与手段。在此过程中，报人群体的构成、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对媒体“权力”的感知均发生很大变化，社会地位也从边缘日趋中心。从戊戌维新前开始，中国知识精英借助报刊论政，将办报作为投身政治活动之起点或主要手段，成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景象。

　　这些逐步成为新兴意见领袖的报人，无疑是一批依托传媒的新式精英，这种“大众型”精英从世界范围看是近代技术与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而为古代所无。在中国，他们的出现较之西方更为晚近。那么这一角色在近代中国是如何生成的？他们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他们头脑中的政治观念和对报刊媒介的理解有着怎样的变化？报刊言论这种带有“社会自由”的现代表达方式，如何在一个对结社与言论皆有严格禁忌的国家获取正当性和发展空间？报人聚构而成的报界或舆论界，对晚清政治文化塑造产生了怎样影响？报刊舆论及其操作者在晚清政治改革和革命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应该说，上述问题在历史学、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中已部分得到回应。只是研究角度和解释力似仍有相当的开掘空间。这些貌似宏大的问题意识之下，有哪些方面仍值得进一步探讨？这种探讨的意义究竟何在？这是本文展开的起点。

　　人们可以看到晚清中国此番历史图景：西学东渐后艰难而屡告失败的现代化努力和由此带来的危机感，令传统知识精英走向分化，部分退出官方政治体系，发展为日益与政权相离异的一股势力。报人身份的兴起，是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的重要线索之一，与晚清政治发展、变化紧密相关，因为他们所建构、操纵的报刊舆论已非体制内议论，正如萨托利所言：“公众舆论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此前，“尽管儒家一向提倡社会责任感，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是总能引起人们对国事的实际兴趣的，何况当时清政府已经禁止公开议政。这样一种政治意识只是偶然存在于士大夫之间，而相互交流却不容易。”1895年之后，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分散的观点得到集中，《时务报》等维新报刊“这些新的渠道体系一经沟通，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而这被认为是“现代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开端”。报人的舆论建构日渐成为影响晚清中国政治走向的一个新变量，已得到公认。这种变量并非中国政治生活的旧有之物，由此历史性地开启体制外的公开讨论和合法批判空间（虽尚不健全），力度和裹挟范围之广大，皆可谓史无前例。与此同时，近代报人启蒙、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公众”和他们新政治意识，解构政府的权威感和合法性。在那些新兴报刊阅读受众群里，包括具有反叛精神的学生阶层和握有军事实力的新军，他们日后成为实际反抗的重要行动者。

　　正如孔飞力所提醒的那样，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中国现代根本性议程的背后存在几个关键意义的难题，其中之一就是“怎样才能利用并控制大批受过教育、却不能被吸收到政府中来的文人精英的政治能量”，即政治参与问题。此时，觉醒的精英已逐渐意识到：“政治事项，其行之者不徒在国家机关，虽以人民个人之资格，亦常得参与之。”.从19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少数中国士人栖身于西人商业报纸，此时他们对媒体、舆论的功能与力量，并无多少自觉而深刻的认识，但这种接触却开拓出了传统士人转型的一条路径。

　　（摘自《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