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少儿馆馆长王志庚近年来致力于儿童早期阅读研究和阅读推广工作，兼职从事图画书理论研究、翻译、评论和创作等工作。由他翻译的、讲述现代儿童图书馆的推动者安妮·卡罗尔·摩尔一生的《摩尔小姐：儿童图书馆的推动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是一本为数不多的以儿童图书馆馆员为主人公的图画书，图书馆馆员看似平凡，但摩尔小姐做出了影响世界的伟大变革。

　　公共图书馆是西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英国是最早创办公共图书馆的国家，但美国领导了全球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潮流。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的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1876年是美国建国100周年，这一年发生了几件在美国图书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图书馆杂志》创刊、《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实施、《美国公共图书馆报告》发表。这一年，美国的图书馆已达3640所，藏书达1200万册，但遗憾的是，这些图书馆大都是付费图书馆，并且不针对儿童开展服务。

　　不过，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社会逐步认识到阅读之于儿童发展的重要性，人们越来越重视儿童的权利。在两位成就卓越的女图书馆馆员的推动下，美国儿童图书馆事业迎来发展新局面。

　　第一位是卡洛琳·玛丽亚·休因斯（Caroline Maria Hewins，1846~1926），她师从美国著名目录学家威廉·弗雷德里克·普尔，后来在哈特福德青年男子学院担任图书馆馆长。她倡导图书馆提供免费服务，并成功将这座付费图书馆变成免费的公共图书馆，还增加星期天下午为开放时间，以便上班族利用。

　　休因斯最大的贡献在于推出面向儿童的图书馆服务项目。1904年，她首创美国第一间儿童阅览室，并引发全美效仿。她的文章和推荐书单也影响了几代美国图书馆馆员和童书出版商。1882年，她出版的《给孩子们的图书》是美国第一本面向儿童的书目。她1900年参与创立了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儿童服务分会，这个部门至今仍是指导和推动美国儿童图书馆事业的主要机构。

　　儿童图书馆事业的另一位女性推动者和改革者是安妮·卡罗尔·摩尔（Anne Carroll Moore，1871~1961）。她出生在缅因州的利默里克，毕业于布鲁克林的普拉特图书馆学院，师从玛丽·赖特·普拉默（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第2位女主席）。1896年，她毕业留校担任图书馆馆员，受休因斯的影响，她在学院图书馆里建了一间温馨的儿童阅览室，提供故事时间、玩偶表演、暑假阅读和童书推荐等服务。她在那里工作了10年，1906年，受鲍士伟博士的举荐，前往纽约公共图书馆掌管所有分馆的儿童服务项目，负责新的中央儿童阅览室的筹备和运营。在她的积极倡导下，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每个分馆设置了儿童阅览室。

　　摩尔小姐在纽约组织了形式各样的儿童阅读活动，比如首创了“儿童读书周”。她大力提倡图书馆故事会，组织了数百场作家故事会，并连续五年到美国各地巡讲，宣传图书馆的故事会等活动。她还是为移民儿童购买母语读物的第一人。1896年，摩尔小姐为儿童图书馆馆员撰写了培训教材，提出了著名的儿童图书馆“四尊重”理念——尊重儿童、尊重童书、尊重馆员、尊重专业。

　　摩尔小姐还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童书评论家。1924年~1930年，她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开设了儿童文学评论专栏“三个猫头鹰”，她认为猫头鹰是作者、插画家和评论家的代表。她的年度推荐书单就像一次与读者之间的神圣约会。她的图书评论的影响力大到甚至能决定一本新书的命运。可以说，摩尔小姐独有的智慧、想象力和雄心，加上她与作家、插画家和出版商建立的关系，以及在令人艳羡的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特殊地位，使她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儿童图书馆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20世纪上半叶，对儿童图书馆和童书出版业来说都是一个黄金时代。安妮·卡罗尔·摩尔并不是推动儿童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独行者，很多来自美国各地的女性图书馆馆员也做出了具有开拓性的、伟大的贡献。在她们的推动下，全美的图书馆馆员逐渐意识到保障儿童阅读权利的重要性，陆续开展面向少年儿童的专门服务。194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颁布了《公共图书馆宣言》，后经2次修订，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应“不分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向所有的人提供服务”，这在制度上保障了少年儿童使用图书馆的权利，同时还规定了“所有年龄的群体都能找到与其需要相关的资料”，从而满足了儿童对童书的阅读需求。

　　我国的近代图书馆事业肇始于清朝末年，勃兴于民国时期，深受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清末新政促成了一个创办新式图书馆的“公共图书馆运动”，留美的第一代图书馆人掀起了一场“新图书馆运动”。像美国图书馆学家鲍士伟博士来华巡回演讲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诸如思想家杜威的访华讲演。

　　鲍士伟曾任纽约图书馆学会会长、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圣路易斯公共图书馆馆长等职，1925年4月至6月，他来华考察，其间共参观各类型图书馆50余所，作公开演讲50余场，给当时的中国图书馆界带来了猛烈的思想冲击。鲍士伟不仅将“开架阅览”“自由借阅”“普及民众教育”等方法和理念带到中国，还促进了中美两国图书馆界的友好关系，促成了庚子赔款在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投入利用。他归国后的10年间，我国出现了第一次图书馆学发展的高潮，各种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如雨后春笋遍布各地。试想，如果不是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也许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发展史中也将出现自己的休因斯女士和摩尔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