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列“派别”，不以全面准确为目标，而以３０年来畅销书随年代变迁而出现的某种类型为要，同时择其中具有开创之功、影响深远且确有创作实绩者作重点剖析。

巴金的《随想录》与经典派作家

文学史著作对３０年来文学的描述，常常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掀起的“伤痕文学”起步。其实，以“伤痕”为主题，但更有深度且成为３０年间经久不衰的“伤痕”类畅销书则是巴金的《随想录》。坦率来说，在巴金所有的作品中，《随想录》的文学价值并不突出，巴金真正的代表作还是长篇小说。《随想录》之所以持久畅销，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１）《随想录》的出版标志着一代作家的复活，标志着一种创作精神的苏醒。

钱钟书的《围城》于１９８０年１０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围城》在新中国的第一次重印。《沈从文散文选》、《沈从文小说选》１９８１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同样是沈从文自１９５７年“昙花一现”后的首次露面１。张爱玲的《传奇》也于１９８５年由上海书店出版，让新中国以来的读者们第一次知道了张爱玲这个名字。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这些当代文学中的“失踪者”，突然闪现在１９８０年代的文学舞台上，所产生的效应不仅仅在于著作重新出版，而是对一种文学传统的承认：文学回到文学自身的时代来临了。

（２）《随想录》是一个民族忏悔的象征，也呼应了那一时期人们普遍的自省。

在１９７８年前，仅仅是直面现实问题的作品就常常受到批判，更何况这种从“个人”出发揭露民族心灵的作品。因此，在那一时期揭露“伤痕”的时代风潮中，《随想录》能引起世界性的轰动，就无需多说了。

（３）《随想录》隐射出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的持久性畅销能力。真正具有持久畅销能力的畅销书作家其实并不靠某一本图书，靠的是他的文学世界、文学整体和人格魅力。巴金的畅销，根本性的秘密其实正在这里。巴金《随想录》、《家》的持久畅销，给３０年来光怪陆离的畅销书留下了一个宝贵经验：不拒绝“新”，但最重历久弥新；历经时间淘洗的畅销书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畅销书，惟经典作家才能长盛不衰。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图书销量榜单上，紧随《家》之后的是印数４４３万册的《红楼梦》，４06万册的《骆驼祥子》，２５５万册的《呐喊》。钱钟书、张爱玲何尝不是如此。自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９１年，再版的《围城》１０年间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就超过１００多万册。

在３０年来的畅销书作家史中，巴金、钱钟书、张爱玲等的“复活”，既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时期”文化的承接，又为此后的中国式畅销书作家树立了一个经典标杆。

王蒙与激情派作家

如果说巴金的《随想录》代表了“伤痕”反思的深沉一面，那么，以刘心武、卢新华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则显示了那一年代苏醒的激情。此后的“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反思文学”在激情呼唤这个核心上一脉相承。直到１９８５年左右的“先锋文学”，激情也未曾消减，只是激情的方向由文化、政治和情感的探索转换成了文学形式的激进试验。因此，以激情为主轴，这里将王蒙、刘心武、戴厚英等１９８０年代中期的畅销作家称之为激情派。

早在１９５６年，王蒙就以《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傲然于文坛。然而，此后长达２０多年的“右派”之路，让王蒙基本上失去了发表文章的权利。１９７８年，王蒙先以《队长 书记 野猫和半截筷的故事》以及《最宝贵的》（获１９７８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宣告归来，在１９７９年正式出版了尘封已久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青春万岁》可以看作是１９５０年代初期北京中学生的“校园小说”，这里有中学生相互间的学习竞赛，也有那一年龄段的学生们特有的自尊。时隔２２年后这部小说的畅销走红，与其说来自小说所反映的真实生活，不如说是“文革”梦魇过后人们对１９５０年代纯朴明亮、健康向上的激情回望。

之所以将刘心武列入激情一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是刘心武的《班主任》在“伤痕文学”诞生中有发轫之功，点燃了整个１９８０年代的社会激情。二，直接由政治、社会运动点燃的激情并不能长远。仅仅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５年左右，文学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变化之多之快，让人目不暇接。究其实，恰是与政治、社会运动的直接附着，以及文化苏醒期那种探索的激情，决定了文学变化的频率。一旦脱离开这样的语境，作家们不得不面临新的调整和选择。１９８０年代文学的发轫者刘心武，包括经历更为复杂的王蒙、状态更为沉静的阿城、更显理性的韩少功等人，便是如此。

１９８０年代的激情派作家并没有巴金、钱钟书等经典派作家的常销能力，在历史需要的特定年代他们横空出世，引领一代风潮，但脱离开激情飞扬的特殊年代，他们今天还能够引人注目的表现，反而是对当下畅销因素和畅销模式（如“揭秘”，如“写性”等２）的借用。

金庸与通俗派作家

伴随１９８０年中期大陆纯文学作家的式微，来自我国港台地区的通俗文学风潮席卷南北。金庸的武侠、琼瑶的言情以及雪米莉的准“黑幕”系列小说成为１９８０年代中期的畅销之王。

金庸武侠小说真正进入内地，高潮在１９８４年左右，内地数十家出版社同时出版金庸小说是不争的事实，比如７个版本的《射雕英雄传》就曾受到中央电视台的公开斥责，认为是武侠小说的“泛滥”。“及至一些中央领导称之为‘成年人的童话’，并被媒体广泛传播之后，金庸作品才获得了传播的正当性和合法性”３。主流意识的前后抑扬、盗版的风行，以及１９８３年《射雕英雄传》的热播，成了金庸武侠小说１９８０年代中期风行大陆的重要因素。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销量，上亿册或“华人人手一册”的说法并不为过。

在金庸武侠小说登陆内地前后，号称“言情教母”的琼瑶也在大陆创造了匪夷所思的市场份额。琼瑶最早出现的作品是１９８０年《海峡》杂志上的《我是一片云》。１９８５年左右，全国出版的琼瑶作品铺天盖地，仅１９８６年就有超过２０家以上的出版社同时出版，其中，花城出版社版流传最广。琼瑶的畅销，不在于对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大陆盛行的“文化热”有什么呼应，也不在于惊世的爱情，仅在于缠绵无尽的少女纯情。琼瑶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人们上了一堂“爱请课”，至于１９８０年代中期的年轻人，更是第一次知道青春期的爱恋是值得赞美的事情。从这一角度来说，琼瑶的小说成为引导一代青年走上自然、清新，感受缠绵空渺爱情的启蒙书。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以后，跟随琼瑶而来的港台言情小说还有亦舒、席绢、岑凯伦、梁凤仪等。除了梁凤仪的爱情小说时常以商场为背景外，其他几位与琼瑶大同小异。“爱情旋风”起自琼瑶，连绵不断，但又笼罩在“言情教母”琼瑶的阴影之下。这也暴露了琼瑶小说的“软肋”：因为缺乏深刻的心灵透视，也因为缺乏对人生成长的理性关照，所以，只是对青春期有更强烈的吸引力，一旦走出青春期，琼瑶小说常常就成了遥远的记忆。

贾平凹与乡土派作家

乡土文学作品能够畅销，书写乡土题材的作家能够引起轰动，并不容易。改革开放的３０年，其实是当代中国面向工业化和城市化一路高歌的３０年。比起新中国正统的农村题材作家如赵树理、孙犁，甚至由城市题材转向农村土改的丁玲、周立波等人，这期间的乡土文学作家们算得上“边缘”。事实上，路遥、贾平凹、陈忠实、李佩甫等作家，不仅为文学史奉献了精品，而且分别从不同的路向将乡土人生及其精神世界带进了３０年的畅销书之林。

贾平凹３０年里最让人关注的作品，分别是《浮躁》、《废都》、《秦腔》。《浮躁》靠的是贾平凹将波澜壮阔的生活在青年男女爱情中的浪漫演绎。《废都》的出现则让贾平凹处于风口浪尖，也使贾平凹的读者出现了极大的分化。这部曾被称为“艳俗”、“堕落”、“现代《金瓶梅》”的作品，从３０年历史的整体来看，应该说是对当代知识分子在面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无力感、迷茫感的敏锐反映，也是贾平凹本人从文学的“政治命题”、“社会命题”向“俗世人生命题”的主动转型。《废都》之后，贾平凹尽管仍有小说引起热烈的评议，如《高老庄》、《高兴》，但真正让贾平凹“翻身”的是《秦腔》。2008年１０月，《秦腔》获得茅盾文学奖。《秦腔》终于让贾平凹达到了均衡，既是严肃文学与畅销文学、社会命题与文化命题的均衡，也是他作为畅销书作家和常销书作家的均衡。

乡土派作家中达到这样均衡的作家并不多。比贾平凹成名更早、作品具有经典畅销能力的其实是路遥。百万言巨著《平凡的世界》在１９９１年的出版，让路遥进入到二十世纪文学经典作家的行列。小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平凡的世界》恐怕是最有分量的一部。在１９９３年出版《白鹿原》之前，陈忠实仍然是一个有实力缺乏影响力的作家，《白鹿原》则将陈忠实展现在世界面前。陈忠实选择了一个不同于路遥和贾平凹的角度，他从西北民间人生的视角进入到对现代革命史的解剖。但《白鹿原》之后，迎接陈忠实的是市场经济的大潮，在这个流俗遍地的“速读”世界里，陈忠实的创作似乎逐渐失落。

只要乡土人生仍在，乡土派作家的上乘作品仍会不断出现。但必须承认的是，城市化进程中中产阶级的日渐壮大，阅读主体向网络一代日渐倾斜的现实，将进一步压缩乡土派作家的传播空间。乡土派作家无论是向着所谓的纯文学还是通俗的畅销书方向，都将经历不断的嬗变。

莫言与先锋派作家

在现实主义文学一统天下的当代文学面前，先锋派似乎是一个轻飘而怪异的群体。但在３０年来的文学创作中，这个看似怪异的群体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显现出强大的爆发力，并在１９９０年代以后成为当代中国畅销书作家中的中坚群体。

先锋派的文学并不从莫言开始，始创者一直被认为是马原。１９８４年，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发表。莫言《透明的红萝卜》被归于先锋派作家的文体实验。从《透明的红萝卜》到《红高粱家族》，莫言的作品首先是“语言的狂欢”，而在这狂欢的“语言”之下，则是原始奔放的欲望和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１９８０年代中期的先锋派在１９９０年代末期风流云散。当年的领军人物马原、格非等走进了大学讲坛，马原并且多次宣告“小说已死”。１９８９年前后是先锋派集体以转向的姿态完成历史定格的年代。余华、苏童、洪峰纷纷“上岸”。包括与先锋派作家们文学观念接近的作家，如铁凝、张抗抗、池莉、赵枚、韩少功等，也出现转型。同时，进入畅销书领域的最大带动力量似乎还在于电影改编。莫言、余华、苏童凭借着张艺谋的电影，成为公众眼里最具文学分量的畅销书作家。

这也许是“先锋”之所以为“先锋”必须付出的代价，但这样的代价究竟意味着什么令人反思。是先锋作家们探索的精神动力不够，因为所谓的先锋派文学并没有最终形成一种稳定持续的文体形态；还是现实主义的传统过于强大、今天的公众更愿意将文学当成娱乐和消费？

王朔与都市派作家

与１９９０年代中晚期大量书写城市白领生活不同，这里的“都市”主要指城市市井文化。３０年来，除了王安忆的《长恨歌》再现老上海的旧式繁华，将“都市”当作区域特色文化的作家中，似乎惟有王朔、池莉最为突出。在１９９０年代初期，王朔式的“调侃”语言不仅娱乐了大众，更主要的是对当代文化起到了“断裂”作用。王朔以文化叛逆的姿态出世，方式则是先自嘲，然后以“无赖人物”的直率，将崇高、宏大、正统的东西一一刺穿，指出其“虚伪”的一面。《王朔文集》中的“顽主”类作品极大地污损了理想主义者自１９８０年代初期以来一直高举的旗帜，也许正由于此，王朔由单一的作家演化成“王朔式的文化现象”。

相比于王朔，书写武汉小市民生活的池莉则简单的多。从早年的短篇小说《烦恼人生》，到后来争议不断的《小姐，你早》、《有了快感你就喊》等，池莉始终没有偏离书写武汉小市民平凡生活的主线。如果说文化叛逆者的身份和特色鲜明的语言成就了王朔，池莉靠的主要是叙述故事的能力，以及对小市民生存中卑微愿望的描述。总之，语言成就了王朔，又让王朔在时光变迁中渐渐失去了生命力。

余秋雨与文化派作家

１９９２年，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推出了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余秋雨为沉寂的历史状写了鲜活、惨烈的想象空间，也将清浅的“杨朔散文模式”带向了更为高远空灵、更具文化底蕴的境界。跟随余秋雨的脚步，“文化大散文”成为瞩目的创作现象，一套《东方文化大散文》多达２３卷。但困境也随之到来。大批跟从者让“文化大散文”陷于僵化的模式：“长篇大论的体式，往后转的历史视点，传统文人的内心冲突，自然山水的人文意义，文化分析的手法，知性与感性合一的叙述语言”４ “文化大散文”在十年之后走到了终结的关头。

由散文作家而成“文化明星”，余秋雨既是３０年来畅销书作家中的一个典型个案，又为“８０后”畅销书作家的“偶像化”追求趟出了一条通路。

陈惠湘与经管派作家

《联想为什么》的作者陈惠湘，今天被称为“中国企业的教师爷”。在１９９７年之前，陈惠湘还是北京作家协会的会员，是一个希望在纯文学方面有所建树的作家。通过应聘方式成为联想公司企划人员之后，陈惠湘最初只把联想当作“寄居地”，目的仍在回到文学的怀抱。中关村激情澎湃的创业热潮，联想公司给他提供的体验观察平台，作家特有的思索和想象，鼓起了陈惠湘的创作欲望，《联想为什么》就此产生。

之后，经管类畅销书全面开花。成功企业家的传记以及成功企业的成长史方面，引进版有《杰克·韦尔奇自传》、《格林斯潘传》等，本土版则有吴士宏的《逆风飞飏》、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冯仑的《野蛮生长》等。企业战略管理方面，《蓝海战略》、《长尾理论》分别指出了企业创新的方向，舍弃竞争如血的“红海”而寻找市场空白的“蓝海”，或者重新调整规模化的发展节奏，注意“长尾”产品的价值。而这方面的本土版《水煮三国》，再次超过《蓝海战略》和《长尾理论》，不仅畅销国内，而且输入到其他国家。《水煮三国》的作者成君忆虽然没有陈惠湘的作家身份，但同样信奉“以文学的方式研究管理”和“以文学的方式诠释管理”。６如果说陈惠湘在《联想为什么》中针对企业的战略思考，还借助１９８０年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和“公正、高效”的现代企业逻辑，生于１９６０年代末期的成君忆，则是传统文化价值观和当代城市白领思维语言的结合体。成君忆自称为“新古典主义管理思想”的倡导者，将５０００年的传统文化文化史看作是一部管理学的发展史。同时，又采用周星驰的无厘头语言，将《三国演义》的政治、军事和人物关系，一一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给以管理学方面的解析。这种解析路向，让成君忆拿出了《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渔夫与管理学》等众多畅销图书。

经管类图书畅销书作家到汪中求这里，再次出现了新变，成了职业经理人的现身说法，实现了身份与作品的合一。这既是本土经管类畅销书作家第一次实至名归，又是本土经管类畅销书日臻成熟的体现。

赵忠祥、于丹与荧屏派作家

准确地说，这里的荧屏指现代传媒中无限强大的电视屏幕，同时也包括电影院线中的荧幕。在３０年畅销书史中，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借助荧屏诞生的畅销书创造者，不仅包括影视明星，甚至包括学术界“冷门”领域的明星学者。这些畅销书的销量，更是罕有其匹。

１９８５年在香港远方出版社出版的刘晓庆自传《我的路》首开“明星出书”的先河。但此后１０年，内地出版界或演艺界的“明星出书”仍然寥寥。真正掀起内地“明星出书”热潮的是赵忠祥。１９９６年，享誉全中国的著名主持人赵忠祥推出了《岁月随想》，一年之内的销量达到１２０万册。次年，倪萍的《日子》接踵而出，仍然是１００万册的销量。由此，杨澜的《凭海临风》，宋世雄的《宋世雄自传》接连推出。２０００年，第二波“明星出书”出现，由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和崔永元的《不过如此》领军，大批明星纷纷走上出书之路。

无论影视明星的图书价值如何，“狂欢性”出书热宣告了电视媒介的强大功用。作家们一直借用的期刊平台、出版社平台，在电视面前显出了力量的微小。从此，利用荧屏实现效应的扩大化，成了出版界和文化界公开的秘密。阎崇年对清史的研究，于丹对《论语》的心得，易中天对《三国演义》的解读，马骏对《孙子兵法》的赏析，坦率来说，并非位居各自所属学术领域的顶峰，甚至他们研究的对象在学术界也非热点。但凭借着央视媒介的强大功用，他们成了当前文化界、出版界以及公众阅读的焦点。他们整理出版的讲稿，成为这些年最畅销的图书。最为重要的是，无心插柳之中，央视、明星讲解者和传统文化三方合一，竟然带动了“国学热”。

网络与青春派作家

“网络”既是一个创作平台，又是一个２０００年以来一个日渐重要的“创作主体”。

青春文学的领军人物郭敬明发迹于网络，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网络玄幻作品从创作方式、文本叙述与想象情感，都堪称今日“纯正”网络作品的标本。在郭敬明之前，网络文学的发轫作家被认为是痞子蔡。在大陆的郭敬明接续之前，青春文学的第一声先由韩寒喊响。但在２０００年韩寒出版《三重门》之时，人们将韩寒的写作称为“低龄化写作”。韩寒确实年轻，只有１７岁，还是个高中生。更意外的是，这个１７岁的高中生在《三重门》中表现出的不是青春的幻想和浪漫，恰是对此的鄙视，宣泄了对教育制度、虚伪文化的抨击。

正是网络文学的蓬勃汹涌，“类型化”的概念才大兴其道。如蔡骏的《病毒》、《荒村公寓》、《地狱的第１９层》、《荒村归来》带来“悬疑小说”，萧鼎的《诛仙》等带来“悬幻小说”，“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竟然带来了“草根历史”的称谓。现实中的科学性和学术规范在这些“虚构类”尤其是“网络化”的作品面前，都被颠覆了。但“网络”强大的文学改造和创造能力，也从这里也得到真实的佐证。近两年来，网络原创小说转化为传统出版的超过１００多种，题材涵盖奇幻、武侠、历史、军事、校园、言情等多种类型。７从其受读者欢迎的程度来看，这波创造热潮远没有到达终点。

杨红樱与少儿派作家

偏居一隅的儿童文学，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几乎可以用“巨变”来形容。世界观和主体性，这恐怕是文学最为根本的两个命题。

成为少儿畅销书作家领航人的，还要归功于儿童文学界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作家８。１９９１年，孙幼军的《怪老头儿》由湖北少儿出版社出版，以奇思妙想反映中小学生生活的《怪老头儿》从两个方面给儿童文学带来了新鲜之风，一是现代文学时期张天翼式的“热闹”幽默传统重新接续。二是中小学生这一特殊的年龄阶段以及自足独立的生活、学习和心灵世界，成为儿童文学创作中最醒目的领域。

稍晚于孙幼军，郑渊洁１９９５年推出了《皮皮鲁外传》、《鲁西西外传》，并在此后的岁月中凭一己之力支撑《童话大王》、推出６２本的《皮皮鲁总动员》。１９９７年，秦文君以《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引得“洛阳纸贵”。

儿童畅销书作家杨红樱成为“明星”之前，除了这些“老作家”的“预热”，更重要的因素是引进版的“哈利·波特”系列。随着“哈利·波特”系列的出版和风行，争议不仅烟消云散，以“魔法”写校园生活的儿童小说反而成了趋势。２００１年，儿童文学界第四代作家中的葛竞干脆将自己的小说命名为《魔法校园》，杨鹏也推出了“校园三剑客”系列图书。连秦文君也认为杨红樱堪称当前儿童文学的一杆大旗，其作品自２０００年以来超过１０００万册的销量不仅创造奇迹，而且使其成为最具“明星相”的儿童畅销书作家。

有专家曾将杨红樱的畅销归因于“商业化”写作。也有专家指出，这种语带蔑视的评价，反而暴露了当前儿童文学评价体系的缺失。坦率地说，杨红樱是在儿童文学回归“儿童本体”的道路上最大的收获之一，安徒生式的温暖、中国当前教育环境下校园中的生活现实、“哈利·波特”系列中对想象力的极大拓展，以及当前文化多媒体共融的趋势，在杨红缨那里都得到了集中而出色的表现。杨红缨其实是本土儿童文学一个更高、更有意义的新起点。

（本文摘选自“中国图书商报·中国书业书系·聚焦书业３０年”之《３０年中国畅销书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１１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