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叫魂者”的孔飞力:中国中心与文化自觉
沈燕 | 201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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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6年2月15日,汉学家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称,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于2月11日逝世,享年83岁。消息一出,立刻引来各大媒体的报道。纪念性的追忆文章、学术性的评论文章,或者仅仅只是几个字或几句话的网友短评,在各种学术论坛、读书小组和朋友圈流传,彰显出孔飞力巨大的影响力。但在这些文字背后体现出的影响力,或者说人们对他去世的忧伤,并非是迅速而剧烈的喷发,而更像是缓慢且深沉的、流动于心底的暗河。本报特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沈燕从解读其著作入手,撰写纪念文章,以缅怀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叫魂者”孔飞力

  和大部分人一样,我初识孔飞力,源于他那本著名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版)。当时我并非本着学术目的,而是被书名所吸引,以为这又是一本讲述外国人猎奇式眼光下中国神秘生活图景的“幻想小说”,不想只翻看了目录,便惊讶于他“讲故事”的细致与全面。很多读者都评价该书精彩的叙事手段——小说式的铺陈与悬念、各式人物的粉墨登场,甚至还有人物心理描写,这些都大大增加了该书的趣味性与可读性。事实上,要使向来受众面较狭窄的学术著作成为大众接受度较高的畅销书是非常困难的。而《叫魂》的中译本一经出版便广受欢迎,译者也是始料未及。当然,这和孔飞力身上兼具“十分严肃的学者”和“极会讲故事的人”这两种品质密不可分。

  《叫魂》与其说是一本纯粹的历史著作,不如说是一个结合了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以“剪辫案”为节点,活态呈现1768年普通百姓、官僚及帝王生活横截面的生动记录。围绕着权力,社会各个阶层小心翼翼地开展活动。在他的笔下,一个个尘封在历史纸堆里的人跳了出来,有血有肉地展现出他们为人的各个面向:恐惧、脆弱、无助、自私、圆滑、多疑等等。人性即是如此,我们从中看到的并不只是1768年祖先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现在的生活,于是面对这本《叫魂》,我不觉想到了鲁迅心底的一声《呐喊》。

  当然,孔氏的《叫魂》主旨并非直指人性,他要揭示给我们看的是权力。该书是他坚持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中心观”的一个微观产物。简单而言,“中国中心观”强调从中国内部而非西方冲击-被动反应的角度来挖掘近代变迁的动力,这就需要注重对中国历史本身及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构的深入理解。在他发表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第一本著作《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版)中,孔飞力便力图从晚清时期中国地方网络——村社组织的角度出发,探讨当时社会叛乱的根源所在,并从中发现中国“近代”的本土特性。他在该书中对中国近代始于鸦片战争提出质疑。通过对士绅阶层的分析,他认为中国近代不早于1864年,即太平天国起义被扑灭的那一年。这一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提出,对国内外史学界而言,都是极具反思意义的。

  而其第三本著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0月版),可以说是对其研究思想的宏观性总结。孔飞力从中国本土寻找现代国家的经验,他分别从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个角度出发,谈及魏源、冯桂芬等人的思想及清政府与共产党在面对国家控制时所作的努力与尝试。他在这本一百多页的小书中提出的三个“根本性问题”,即“政治参与的扩大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政治竞争如何同公共利益的概念协调起来?国家的财政需求如何同地方社会的需要协调起来?”这些沉重的问题,至今仍有待我们深思。

中国中心与文化自觉

  孔氏之书,一遍读来让人甚觉新奇而颇有启发,再细究之,则会慢慢体味到一种作为被书写对象之一员的沉重感。于我而言,这沉重感并非来自书中所描写的那些遥远而切近的人性或那些至今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是来自孔氏的“中国中心观”。他一直坚持的“中国中心观”,恰恰提醒、映衬出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下的国人身上所缺少的文化自觉意识。这里的文化自觉,包含着对本土文化的认识与认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自信。

  人们大多认为,中国的近代化是西化的过程。在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下,类似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迷信,甚至城市与农村这样二元对立的话语不断冲击着国人的思想,于是西方的一切都成了上等的、高级的,而本土的、传统的东西则成了下等的、低级的。比如中西医之间的强弱对比,比如塔罗牌、星座、家庭系统排列疗法等与算命、风水、乩童等的不同境遇,再比如更切近的,我们的日常卫生观念的转变等等……我们在“西方中心逻辑”的惯性下越走越远,忘记了初衷,更忘记了应该要追寻这个初衷。正如张承志所说,“时间如一个不义的在场者,它洗刷真实催人遗忘”。

  从某种程度上说,西方确实比中国发达,比如科技。但发达是多面向的,它还可以是文化、思想、观念;发达也是具体的,它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许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苦难太多,在救国思想的熏陶下,我们早已认定“落后就要挨打”这一真理,于是“落后”先验性地成了近代中国的标签。我们应该如沟口雄三般反思,“中国的近代既没有超越欧洲,也没有落后于欧洲”,因为这“两种近代化从一开始便是不同的”。我们亦不必以西方为中心,亦步亦趋,自甘作为西方的“他者”而存在。

  近年来,随着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开展、愈演愈烈的乡愁情感的渲染,我们似乎看到了本土文化的复兴以及国人身上某种文化自豪感的回归。但这种复兴与回归究竟只是一具空壳,还是其间也充盈着蓬勃之“灵魂”呢?我们仍需拭目以待。孔飞力确如一位叫魂者,斯人虽已逝,其音却仍回响于耳。他对《叫魂》的译者提出的疑问也正适用于本文的结尾,“我这本书也是在写今天的中国,中国人看得懂吗”?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

  美国著名汉学家。出生于英国伦敦。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师从费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史华慈教授(Benjanmin Schwartz)学习中国历史,攻读博士学位。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的博士学位,并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1978年,他回到哈佛大学,接替费正清担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历史讲座教授,后又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他继承并改良了费正清学派代表性的“冲击—回应”说,曾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作为西方汉学的标志性人物,他与魏斐德、史景迁并称为美国的“汉学三剑客”。主要代表作有《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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