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当代著名非裔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妇女主义的倡导者与实践者艾丽斯•沃克(1944--)的身世、性格特征与职业发展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既成就了她的文学创作,也为传记家提供了施展身手的舞台。王晓英教授撰写的《艾丽斯•沃克:妇女主义者的传奇》基于自己的深入研究,从女性的视角,以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呈现了个性鲜明的女性作家艾丽斯•沃克的个性发展,她所受的教育,她的爱情与婚姻,她在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的挣扎,以及她对黑人女作家及其作品的推崇,特别是对赫斯顿的“重新发现”,对确立黑人女性文学传统的贡献等,体现了受制于大的社会环境之中的个体,如何通过自己的社会参与及与自我表达,实现自我解放的努力与成就,反映了美国特定时期的文化风貌。
个性与传奇
传主的个性是传记活的灵魂,具有传奇色彩的传主的人生一般都非常精彩,如果这份传奇是由传主的个性所创造,那么传记的精彩肯定会扑面而来。王晓英教授的这部传记不仅记录了沃克的传奇人生,更刻画了这份传奇的个性因素。
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隔离但是平等”的法案,使得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合法化、美国南方重建的失败体制化,也使得内战结束后获得“自由”的南方黑人重新沦为白人的佃农。沃克就出生于种族隔离十分严重的南方佐治亚州伊藤顿镇的一户黑人佃农家庭,面临她的是父母和祖父母辈承受的生活压力与无望的未来。“作为黑人奴隶的后代,沃克一家人的命运同大多数南方的黑人佃农一样,都是与贫困的生活、破烂的住所、繁重的农活,以及贪婪冷酷的白人种植园主联系在一起。”但是“聪明”、“胆量过人”、“对大自然的一切充满好奇心和喜爱”的艾丽斯慢慢长大,虽然她8岁那年一只眼睛因意外事故失明,难看的伤疤让她有6年时间“不敢抬头看人”,成为孤独、绝望的女孩,但是她很快从自己的老师身上学会坚强,从自己的兄长身上学到关爱,从自己“局外人”的处境中学会同情弱者与他人,更为重要的是,她学会了反抗:反抗社会的不公,更反对“命运”对黑人及黑人族群的“安排”。高中毕业后,艾丽斯熟悉的同学们有的去白人家当女佣或厨娘,有的回到家人租种的农田干活,有的去工厂打工,她则决心接受更多的教育,以便改变自己的命运——幸运的是,她也因成绩优异,获得斯佩尔曼女子学院为残疾学生专门设立的全额奖学金。1961年8月下旬,17岁的艾丽斯带着母亲为自己准备的三件礼物:打字机、缝纫机和行李箱,口袋里装着乡邻捐助的75美元去亚特兰大上大学。
在斯佩尔曼学院,艾丽斯勤奋学习,广泛阅读,敢于争取公义与社会公正的性格越来越得到磨练,她也越来越不喜欢学院保守的氛围。她对自己所敬爱的老师津恩教授被学校辞退非常遗憾,向学校写信,为他鸣不平,认为本校取得的一定程度上的现代化和民主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津恩教授”,(31页)虽然这封信没有改变校方的决定,但是体现了艾丽斯的正义感、反抗精神与实践能力。她认为斯佩尔曼女子学院以所谓“淑女”标准培养黑人女生,“禁锢了学生的个性和自由独立意识的发展,”(34页)在美国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的1963年,这所学校却“将学生的行为礼仪、言谈举止看得比平等权利、社会改革更为重要”,这让艾丽斯越来越难以接受,因此,对学校提名她为2000美元奖学金的获得者,可以去欧洲某个大学做交换生的提议予以拒绝,认为“学校对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反抗吉姆•克劳法的黑人学生没有任何支持,却用钱资助我到白人的欧洲去学习,这让我非常不舒服,所以我拒绝接受。”(35页)更加凸显了这位经济条件不宽裕,又特别渴望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艾丽斯的过人的勇气与社会正义感。1963年底,进入大三年级学习的艾丽斯从斯佩尔曼女子学院退学。1964年初,她来到纽约的莎拉•劳伦斯女子学院继续学习,遇到了3位对她将来的人生产生重要影响的老师,通过阅读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她对女性的命运更加关注,女性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也更加坚定了她当作家的决心。
她与梅尔文的恋爱与结婚更能显示她感于挑战社会习俗与不公正的社会法律的坚强性格。在密西西比州参加民权运动期间,艾丽斯与犹太裔白人青年,民权律师梅尔文一起共事,共同的信念使他们逐渐彼此信任,相互欣赏,超越肤色之别,结下深厚友谊,1967年3月17日,他们在纽约注册登记结婚,结为正式夫妻,然后回到密西西比州继续工作,成为密西西比州历史上第一对跨种族夫妻。王晓英教授描绘了这对年轻夫妇回到密西西比州工作时遇到的很多困难,因为1967年6月之前,跨种族婚姻在美国绝大多数南方州都是非法的,不仅南方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仇视黑白通婚,不惜以暴力恐吓与死亡威胁的方式警告那些敢于越雷池一步的人,许多黑人也对跨种族婚姻持反对立场,“甚至在民权运动者中间,黑白夫妻常常成为自己同志嘲讽的对象。”(86页)
更能体现她坚强个性的是她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对社会正义的追寻。在南方斯佩尔曼女子学院读书时,沃克就曾来到华盛顿,参加了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组织的大游行,由于距离金演讲的地方较远,艾丽斯“爬在一棵高高的树上”,“真切地体会到了在教堂里长大的南方人所感受到的激动心情,”亲身体会到“金的演讲已与南方黑人宗教的情感融为一体”。(33页)1966年毕业后,艾丽斯租住纽约曼哈顿的下东区,与垮掉派运动的代表人物金斯伯格等比邻而居,曾经有过一段在福利局工作的经历。在把一些接受社会福利的病人送往精神病医院救治的过程中,她发现“没有人在真正解决问题,没有人真正想帮助这些人走出困境。病人大多数是穷人,没受过教育,没有稳定工作,生活环境肮脏不堪,……医院的医生只是给病人注射安定或其他镇静剂。”(54页)她愈发坚定地认为,美国社会需要进行更彻底的改革。1966年夏天,艾丽斯来到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前线密西西比州,帮助被剥夺了投票权的黑人进行投票,争取作为美国公民的权益,因为她很清楚,如果自己不能在密西西比州自由地生活,“也就无法在美国或其他任何地方幸福地生活”。(65页)但是作为民权工作者,她在密西西比州生活的岁月十分艰难,以至于十多年后的1980年代末,当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州的白人男子问她为何一直拒绝密西西比大学的官方演讲邀请时,艾丽斯的眼里仍然不由自主地流下泪水,因为她当年在密西西比工作时的遭遇,仿佛都只是“白人一个接着一个对我的冷漠和斥责,用难以置信的暴力行为对待我们。”(92页)
个体与黑人女性文学传统
作为一部学术评传,王晓英教授在描写艾丽斯•沃克的性格特征及其传奇生活经历的同时,重点关注她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她的文学成就与开拓之功,她对被忽略被遗忘的黑人女作家的重视,对黑人女性文学传统资源的重新挖掘,特别是对赫斯顿的“重新发现”,为我们深入了解1970年代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确立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艾丽斯在斯佩尔曼女子学院读书期间,特别喜欢文学课程,曾将英国作家哈代与法国作家司汤达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撰写论文;选修俄国历史课时,她在津恩教授的引导下,阅读了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转学莎拉•劳伦斯学院后,她阅读了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在写作课老师简•库珀教授的指导下,她不仅提高了写作能力,也更加坚定了成为作家的信心。她创作的短篇小说《一个美国女孩的自杀》体现了年轻的艾丽斯对种族冲突和国家认同问题的思考,而这些“恰恰都是后来黑人运动的中心问题。”(43页)但是真正激发她创作,并找到创作不竭源泉的是她在密西西比州参加“启智计划”的经历。在主持黑人历史学习班时,黑人妇女哈德逊夫人创作的个人故事给艾丽斯很大的启发。因此,她鼓励参加历史学习班的黑人妇女写出自己的个人故事,并把它们编写成黑人历史的教材,教育黑人孩子,让孩子们知道当时历史书上所没有的黑人(民族)的故事。“这段经历为她今后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黑人妇女们对自己长期的苦难经历和偶感骄傲的人生叙述,让她可以走进黑人妇女的生活和精神深处,发现她们美丽微妙的人性和感动瞬间。她将利用这些素材,为黑人妇女写作,写出他们复杂的情感世界,写出她们在逆境中的勇气和智慧,以及她们对平等的幸福生活的渴望。她将通过自己的作品,让世人看到黑人民族——特别是黑人妇女——的伟大价值。”(73页)
艾丽斯是1970年代黑人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在波士顿的拉德克里夫学院访学期间,她发现了一批黑人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由于大学期间就读的两所著名的黑人和白人女子学院都没有人向她提供任何黑人女作家的信息,因此,她想改变这一现象,向著名的韦尔斯利女子学院提议,开设一门介绍黑人女作家的课程,这是美国大学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开设黑人妇女文学课程,向学生揭示“我们被拒绝了解的那部分历史”(133页),她也因此成为美国大学历史上第一位讲授黑人妇女文学课程的老师。艾丽斯后来在演讲中指出,“我发现,事实上,大多数试图通过写作表达自己,并以写作为生的黑人女性,最终都是在默默无闻和贫困中死去的,而且常常死于非命。”(135页),因此,她要去寻找那些历史上被遗忘和被埋没的黑人女作家。她对赫斯顿的“重新发现”,不仅丰富了自己的创作,拓宽了非裔美国女性文学传统,也加强了自己与非裔美国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
艾丽斯是在白人撰写的黑人民间故事的脚注中发现赫斯顿名字的,借阅赫斯顿的《骡子与人》之后,她发现这部作品不仅证实了南方黑人妇女确实有学术著作出版,而且证实了南方黑人妇女所记录的历史的真实性。通过反复阅读赫斯顿的《他们眼望上苍》,艾丽斯发现从来没有哪部小说能够企及这部作品,因为“在这本书中能够感受到黑人的自爱——对黑人社区、黑人文化、黑人传统的爱——这种爱可以唤醒一个世界,或者创造一个新世界。”(155页)在1990年首届“佐拉•尼尔•赫斯顿节”上,艾丽斯再次明确提出赫斯顿作品的文学与文化意义,“读她的作品时,我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化,认出它是什么样子,它总是努力地试图通过幽默与痛苦的生活抗衡。我觉得仿佛得到,事实上确实如此,一张指向我文学之国的地图。”(157页)因为赫斯顿的存在打消了艾丽斯多年来隐藏于心的焦虑,她渴望能够找到一个能在精神上给予她支持的黑人妇女文学先驱,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1973年8月,艾丽斯亲赴赫斯顿的出生地,找到她的安息之地,为她竖起“佐拉•尼尔•赫斯顿,一位南方天才,小说家、民俗学家,人类学家”的墓碑。1976年,她编辑出版赫斯顿文集《我大笑时我爱我自己》,收录了赫斯顿1920至1950年创作的小说、散文、自传和信件等,得到比较好的学术评价。兰德尔•肯尼迪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艾丽斯是赫斯顿作品才华横溢的诠释者,“通过对赫斯顿作品的介绍和分析,为黑人文学研究设定了新的标准”,体现了新兴的黑人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思想。他认为如果我们把赫斯顿视为一位艺术家,而不像大多数黑人作家那样,是带有政治意图的批评家,“那么我们应该按照作家自己的艺术特点,来看待赫斯顿的作品。”(160页)赫斯顿的传记作者瓦莱丽•博伊德认为,艾丽斯“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使赫斯顿获得再生,在唤醒人们对赫斯顿的记忆和发掘赫斯顿遗产的价值方面,没有人比她做得更多。”(165页)著名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家盖茨教授认为,“艾丽斯确立了赫斯顿在文学中的经典地位,是对确立黑人妇女的文化传统做出的巨大贡献。由于有了这个基础,她和其他许多作家才可以写作,可以撰写初稿和修改她们的小说。这个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165-166页)
结语
王晓英教授的这部传记作品以比较细腻的笔触刻画传主的个性特征,重视她的民权运动实践与社会参与,从研究者的视角凸显传主重新发现黑人女性文学,特别是重新发现赫斯顿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本书把传主放在特定的美国文化背景下,重点强调了沃克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文化批评成就,对沃克的代表作、获得多个大奖的小说《紫色》及以之改编拍摄的电影予以浓墨重彩的描绘,对她在《寻找我们母亲的花园》中所倡导的妇女主义思想及其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体现予以比较详尽的解读,成为沃克研究以及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更为重要的是,王晓英教授对非裔美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特别重要的“口述文本”与“书写文本”的区分,对“故事”与“历史”的差异及其意识形态特征等非常重视,通过具体的个案进行分析,使得黑人女性被压抑的创造力得以释放,使得黑人民族被忽略与被误现的历史得以比较完整地再现,必将为沃克研究及非裔美国文学研究者所珍视。
此外,作为中国学者,王晓英教授特别重视与传主生平相关的中国文化元素,如介绍沃克租住纽约萨拉托加小镇的雅斗花园时,特别提及中国作家老舍先生曾经在此完成自己的传世之作《四世同堂》;在介绍1980年代沃克到访中国期间,特别提到她对北京这座城市的认识,“在西方,城市的建筑是为了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表明它们非常重要;但在这里,人更重要,建筑只是背景。”她提到自己“被数以百万计的愿意去植树造林的人们所吸引,”因为沃克认为,“植树造林表明了一个明确的意图,即拥有未来。” (240页)当她从上海一家杂志社编辑处得知中文版《紫色》即将出版时,非常惊喜,也很想知道这部作品为何能够吸引远离南方黑人痛苦经历的中国人,中国编辑的回答可谓妙绝:“艾丽斯,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故事。”(241页)恐怕没有任何赞美能与之媲美!
本书在2020这个特殊的年份出版,不仅昭示了作为“行动主义者”的传主沃克的生命轨迹,凸显其“妇女主义者致力于人类共同生存;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社区;与他人合作以增进繁荣和健康”的主旨,(273页)也体现了传记作者王晓英教授注重行动的妇女主义实践,以及杨莉馨教授在丛书总序中所说,通过阅读她们的故事,“将有可能传承她们的高贵精神和‘不灭的灵魂’,将美好的未来努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美好期许。
《艾丽斯·沃克:妇女主义者的传奇》
书号:9787568063883
作者:王晓英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定价:46.00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