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与说明

　　2016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其中建立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机制，是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一个重要举措。

　　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北京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自2012年始,已连续发布了6届。报告坚持以海外图书馆系统收藏中文图书的书目数据为基础，追踪以汉语言为载体，包含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内容的中文出版物在全球的流通轨迹，勾勒出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传播范围。以中文图书——这一中华文化标志物——在全世界的文化地理分布情况来看，即当一个国家、地区的图书馆系统拥有中文图书的数量越多，就意味着中华文化在这个国家、地区的影响力越大。同时，这种影响力的构成也包含思想价值、学术水平、作者知名度、出版机构品牌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这种基于第三方客观数据的专题效果评估，得到了中国出版界的主管部门以及众多出版社的高度评价与积极响应。可以说，这一报告的发布，既是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尝试和努力，也是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极有价值的实践探索。

　　中国图书的海外影响力，理应还包括由中文对外输出的版权、接受中国对外翻译资助所出版的各种外文图书等。特别是一些由中国资助、世界知名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影响十分巨大，由于以传播对象国的语言文字出版，其传播范围的广度比中文图书的影响更为广泛。但限于数据收集的困难和研究手段的局限，目前尚未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实施路径，这也是本项研究未来努力的方向。中文图书的海外馆藏影响力，只是中国出版全球影响力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报告是对中国大陆近600家出版社在2016年1月～12月全年出版的图书品种（含2016年再版书）进行的监测和分析，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数据解读中文图书年度出版品种在海外图书馆界的购买和收藏情况，反馈其在国际市场的基本信息和面貌，通过另一个视角把握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原创力水平及世界影响力水平；二是发现中文图书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最具竞争力的板块，为中国出版社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信息帮助。

　　2017年研究报告的数据条件

　　1. 与往年报告一样，基础数据为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的WORLDCAT全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并以日本的CiNii数据库的数据，弥补OCLC数据偏重欧洲、北美地区的不足。CiNii包含了日本1200所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联合目录，其数据完全可以说明中文图书在日本的影响力情况。

　　2. 与往年报告一样，本次检索中文图书的出版时间为中国大陆584家出版社在2016年1月～12月出版（含再版）的中文图书。

　　3. 与往年报告一样，限于研究手段、方法的局限，中国出版社的海外馆藏影响力排名不包含我国港澳台出版机构的数据。

　　4. 与往年报告一样，出版社名称省略了出版集团及有限公司等名称，如当数据出现“重庆出版集团、重庆人民出版社”时，只记录为“重庆人民出版社”。

　　5. 与往年报告不同的是，2017年报告扣除了图书供应商上传OCLC的书目数据，这样数据检索整理的条件更为严格，更符合本项研究的主旨：真实、准确地追踪中文图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范围。

　　随着《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每年度的发布，国内相关机构日益重视上传OCLC的书目数据。截至2017年7月，向OCLC上传中文书目数据的数量增加到9家。在去年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杭州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广州图书馆5家的基础上，新增清华大学图书馆、中欧商学院图书馆、北京珍本书店有限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4家。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北京珍本书店有限公司是长期面向海外图书馆机构用户的供应商，他们按照海外机构用户的选购标准，每年都对中国大陆600多家出版社的新品种进行筛选，然后上传至OCLC，其目的是便于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近2万家图书馆随时在世界各地订购下单。按照宽口径评价，这些图书属于迈出了国门但还没有落地的过程阶段，因其数据量一直不大，所以往年的研究报告并未扣除这些数据。但在这过程中存在的书目数据，虽不影响研究中文图书的文化地理分布，亦不利于对中国大陆出版社年度知识生产能力的精确评判。因此，2017年的研究报告改变了以往宽口径的统计方法，扣除了中国大陆所有机构上传OCLC的数据，只统计域外图书馆上传的书目数据。可以说，虽然这次数据清理和扣除费时费力，但我们相信，更为严格的数据条件更符合本项研究的主旨。

　　2017中国出版社海外馆藏影响力谁最强？

　　根据上述数据条件，通过2017年7月连续一个月的数据检索、扣除和整理，可以发现2016年中国大陆共有520家出版社出版的29608种中文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收藏系统，并得出如下排名。（见表1，因版面所限，呈现入藏量在10种以上的出版社名录。前100名特别呈现与上一年相比的排名情况。）

续表1   2016年中国出版社海外馆藏影响力排名

　　表1展现了中国大陆出版社在2016年知识生产的一个基本状况。通过上表数据，可做出如下判断：

　　第一，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已经在国际品牌、学科领域等方面形成了具有一定品牌力的世界影响力核心队伍，这些核心品牌出版社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事业的中坚力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上榜出版社也是海外学界和图书馆界眼中的具有较强知识生产能力的代表机构。

　　通过本项研究报告连续多年的评估过程发现，有相当一批大社、强社一直位列前茅，排名上下浮动不大，这标志着自2005年至今，在10多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已经形成了一支在世界具有稳定影响力的核心队伍，并成为中国出版的世界品牌。而且，在海外馆藏影响力排名在前的出版社与商报·卷藏数据中的年度实力社排名吻合度很高，这并非巧合，而是这些社在馆配市场的实力所致，所谓赢家通吃。本报告特别整理了2015年、2016年、2017年稳居前30名的18家出版社名单（见表2）。

表2  连续3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出版社30强

　　第二，在上述具有稳定的世界影响力品牌机构的带动下，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出版社逐年增多，比例已超过60%，这也说明中外文化交流愈加频繁，交流面日益扩大。通过表1可知，2017年进入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前100名的出版社共有165家。以窄口径统计，与去年相比，除2家出版社排名保持不变之外，仍有超过100家出版社排名普遍上升，占比约为62%；其余排名有所下降的出版社占比约为37%。这一数据表明有60%以上的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初步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

　　第三，越来越多的地方社和专业社加入到中国图书“走出去”的行列中，中国出版“走出去”阵容日益呈现多元化局面。通过表1发现，在2017年前100名的出版机构中，有去年在100名之外的近40家出版社，在窄口径统计下新进入中国图书海外影响力百强榜（见表3）。

表3   2017年新进入海外影响力TOP100的出版社

表3   2017年新进入海外影响力TOP100的出版社

　　通过表3的出版社名单发现，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从去年的200名前进到65名，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从去年的196名前进到80名。除这两家在北京的出版机构之外，2017年在窄口径统计下新进入百强的35家出版社，绝大部分为地方出版社或者专业出版社，如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从去年的219名前进到今年的89名，四川文艺出版社从去年的201名前进到今年的83名，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从去年的211名前进到今年的98名，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从去年的159名前进到今年的85名，齐鲁书社从去年的180名前进到今年的99名，大象出版社从去年的178名前进到今年的76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是2013年5月才获得图书出版资质的，作为一家跨地区开展业务的出版社，2014年其将业务拓展至美国，2016年便以99种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从此前默默无闻到今年排名第34，呈现出巨大出版活力。随着地方出版社逐渐进入到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整个行列之中，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阵营中，日益呈现多元化局面。

　　2017哪些中文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最大？

　　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在海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并逐渐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人们了解中国社会发展面貌的一个窗口。今年被海外图书馆入藏最多的图书是贾平凹的《极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17年研究报告依据每本图书入藏图书馆的数量进行排名，以30家以上图书馆入藏的基数进行筛选，得出2017年海外馆藏影响最大的中文图书排行榜。（见表4）

表4   海外馆藏影响最广的中文图书排行榜（入藏30家以上图书馆）

　　通过表4可以发现，2017年海外馆藏影响最大的中文图书有23种，只有4种为历史图书，其余19种为中国当代文学图书。这个数据再次验证了本项研究之前的判断：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在海外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并逐渐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人们了解中国社会发展面貌的一个窗口。

　　今年被海外图书馆入藏最多的图书是贾平凹的《极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球收藏图书馆为80家，超过了去年影响力最大的图书《床畔》的52家图书馆入藏数。80家收藏图书馆中，除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一家为海外图书馆服务的中介机构外，其余为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等6个域外国家、地区的79家图书馆。（见图1）

图1 《极花》进入海外79家图书馆的地理分布

　　在图1的7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中，有58家为公共图书馆，21家为学术型、研究型图书馆。这个数据再次验证本项研究近3年的判断：海外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图书馆的购买、收藏的大户。特别是美国，其有12.3万家公共图书馆和3.5万家博物馆，这些坐落在美国普通民众身边的公共图书馆，近年来受大量华人社区移民的影响，不断增加对中文图书的选购预算，使大陆出版的中文图书新品种大幅增加。

　　进入2017年在海外影响最大的文学图书排行榜的，首当其冲是传统意义上的严肃作家作品，以品质取胜，除贾平凹的小说《极花》、散文集《自在独行》外，还有王安忆的《匿名》、张炜的《独药师》、严歌苓的《舞男》、张翎的《流年物语》、叶广芩的《去年天气旧亭台》、格非的《望春风》等。此外还有新生代青年作家张悦然的《茧》、路内的《慈悲》，这些作品在2016年出版后，在国内也引发相当大的关注，被多个好书榜收入。其中，70后作家路内，是亚马逊通过网络大数据筛选出来第一批进入其全球出版的跨文化项目的首选作者。

　　由中国著名影人冯小刚、张涵予、许晴、李易峰、吴亦凡等主演的电影《老炮儿》改编的同名小说，也在今年上榜，进入61家海外图书馆，沿袭了影视带动图书在海外影响建构的传播路径。

　　此外，国内文学出版界近年来一直热卖的文学散文类图书，今年也开始被海外图书馆关注。如主持人杨澜的散文新作《世界很大，幸好有你》，以“大女生”的视角，讲述她的婚姻、她的儿女、她的家庭和她理解的幸福力，被47家海外图书馆收藏。学者汤一介的遗稿经整理后以《我们三代人》为名出版，展现了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学术的传承守望，被34家海外图书馆收藏。

　　中国青春文学、网络文学作品等类型小说在近3年一直受到世界图书馆系统的高度关注，成为继纯文学作品之后另一被广泛收购的大宗品种。今年上榜的23种图书中，有6种属该类型，如天下霸唱的《大耍儿之西城风云》、马伯庸的《龙与地下铁》、唐隐的《兰亭序密码》、唐七的《四幕戏：起》、无处可逃的《不想和你说再见》、晴空蓝兮的《浮生寄流年》。这些图书的作者都是国内的人气作家。

　　除中国当代文学之外，今年有4种历史图书进入排行榜，分别是赵超、吴强华主编的《永远的北朝：深圳博物馆北朝石刻艺术展》，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进入58家海外图书馆。由北京大学教授刘浦江带领团队承担的《辽史》修订本，堪称辽史研究的里程碑，为“二十四史”点校本修订工程第三批成果，由中华书局2016年出版，该书目前已经进入39家海外图书馆。中华书局的“唐宋史料笔记丛刊”系列，新版了（宋）曾布撰、顾宏义校点的《曾公遗录》一书，详载每日君臣奏对，无事亦记是日干支，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进入30家海外图书馆。以《辽史》修订本和《曾公遗录》两本书的史料价值判断，今后海外图书馆入藏数量还会更多。北京大学教授夏晓虹的《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以晚晴“女性启蒙读物”的生产与接受为线索，讨论了晚清女界的经典阐释、范式建构、理论资源、报刊经营、国族论述与性别意识等话题，是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性别研究著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进入30家海外图书馆。这4本历史类图书，虽然仅占2017年上榜图书的17%，但这个数据再次证明了本项研究之前的结论：曾经长期成为海外图书馆系统收藏大宗内容的历史类图书，已经退至次要地位，只有少量具有突出学术价值的专著才有市场；此外，中国当代文学等大众图书出版已经成为海外馆藏最具竞争力的一个板块。 

　　在海外馆藏影响力最大的23种图书的出版社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入藏的图书最多，有5种上榜；其次中华书局、湖南文艺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分别有2种上榜；另长江文艺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华文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各有1种上榜。16家出版社，除中华书局、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华文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6家不是专业的文学出版机构以外，其余10家均为中国一流的文艺社，显示了中国主流文学出版机构在世界图书馆系统已经构建了稳定的品牌影响。（见图2）

图2 2017年进入海外30家以上图书馆的出版社及品种数

　　总之，中国大陆出版机构，不管是已经具有稳定的海外馆藏影响力的核心社，还是初步具备海外馆藏影响力的地方出版社、专业出版社，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不约而同地扩大着自己的海外馆藏影响力。一是以学术、教育等专业出版为主的出版社，以品牌影响占领海外馆藏机构用户市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二是以文学、生活等大众出版为主的出版社，依靠知名作者等独特出版资源获得海外馆藏市场的趋势越来越突出。可见，品牌影响与出版资源，在任何时候、任何市场条件下，永远是出版机构不懈追求的目标。

　　2017哪些海外图书馆收藏中文图书最多？

　　过去3年来收藏中文图书数量较多的海外图书馆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不过，一些图书馆已经在逐步消减中文纸书的采购量，因此，我们要尽快转变中文图书的出版方式，特别是学术图书的出版与传播，要加快建设中文数据库。

　　为了更准确地通过海外图书馆系统把握中文图书在全球的文化地理分布情况，今年的报告特别梳理了过去3年来收藏中文图书数量较大的海外图书馆前50家名单。表中的品种数量包含了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出版的繁体版中文图书数据。（见表5）

表5   海外50家图书馆近3年收藏的中文图书品种数

　　表5的数据包含了新加坡、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地区的50家图书馆，既有公共图书馆，也有世界知名的大学图书馆。这份数据极有分量，预示了包含繁体中文在内的华文图书在海外馆藏市场的份额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通过表5的数据可以发现，一些公共图书馆对于中文实体书的采购仍然保持一定比例，有的年度还适度增长，变化不大。如美国纽约皇后公共图书馆收藏2014年、2015年、2016年度图书的品种分别是3550种、4513种、3608种；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收藏2014年、2015年、2016年图书的品种分别是2756种、2673种、1874种；加拿大温哥华图书馆收藏2014年、2015年、2016年图书的品种分别是1118种、1536种、1123种。这一现象再次验证本项研究之前的结论，大陆中文图书日益成为展现中国社会面貌的一个窗口，并成为世界图书馆系统，特别是公共图书馆系统收藏、采购的大宗产品。中国出版文化已经从过去面向国内市场，正在大踏步进入世界出版领域。一本中文图书并非只面对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的读者，在太平洋的对面也有读者需要共享。中国出版文化的世界化时代已经到来。

　　因此，本报告特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对于已经形成海外馆藏影响力品牌的出版社，借用一句老话，即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介入世界出版，布局全球市场。所谓“胸怀祖国”，首先要牢牢把握中文出版物（简体、繁体）的市场份额，中文图书是中国出版机构的基石和逻辑起点。可以说，我们既要把握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华语文化圈内的中文出版物市场，特别是要涉足繁体版图书出版；才能在此基础上“放眼世界”，以中文图书的出版为核心，尽早谋划和布局世界市场。

　　以国际汉语教育出版为例，目前已是世界图书市场上一块非常庞大的蛋糕，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并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独有资源优势。据研究发现，目前还有亚洲周边国家、欧美英语国家等近百家出版机构参与其中。目前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的标准还未进行足够的细分，国内出版机构应该尽快组织和规划以中文为母语和非母语的世界汉语教学、学习等人群分类标准，并以此为抓手，布局全球的汉语教育出版市场。

　　第二，中国出版要尽早形成中文主题图书数据库出版的产品群，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谱系，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通过表5的数据可以发现，一些世界著名的大学东亚图书馆，近些年开始逐步削减中文纸质图书的采购数量，这一点已经十分明显，之前的研究报告已经强调过多次。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收藏2014年、2015年、2016年度图书的品种分别是3391种、2047种、1603种；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2014年、2015年、2016年度图书的品种分别是3326种、3109种、2091种；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收藏2014年、2015年、2016年图书的品种分别是1684种、2145种、878种；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收藏2014年、2015年、2016年图书的品种分别是1501种、532种、602种。这4家分别是美国研究中国的学术重镇，也是过去收藏中文图书数量较大的东亚图书馆，根据数据显示，总体上这些馆入藏中文图书下降明显，年均降幅超过2位数。这一数据再次验证了本项研究之前的结论，中国大陆出版机构必须要尽快转变中文图书的出版方式，特别是学术图书的出版与传播，要加快由传统纸质图书出版到以中文主题数据库出版的转变步伐。

　　数据库将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完美集于一身，是数字技术催生的一种新型知识呈现方式。它改写了以往人类的知识结构、知识图谱和知识体系，改写了人类的认知关系与逻辑关系。在呈现方式上，知识单元可以是个关键词、一个句子、一个单元；知识单元之间以知识树的网状形式进行彼此关联。这个网状可以将一个学科、一个领域完全连接起来；在使用方式上，以关键词、主题词进行检索，随时可以将用户所需要的知识单元呈现出来，这种呈现根据数据库的资源聚合数量有所不同。聚合资源越大的数据库，其知识单元的数量越多，连接知识单元之间的网展开的越大。由于数据库框架的本身也是一定知识结构、学术思想、文化价值的外在呈现，因此一个国家拥有自我掌控的数据库平台、数据库内容的数量，涉及到知识生产与学术传播的渠道与话语权。可以说数据库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地区文化竞争力的核心形态。一些涉及哲学、历史、宗教、文学、法学等专业的数据库，恰恰是学术组织、学术生产所赖以生存的生产平台，同时也是一个知识的传播平台。

　　中国出版社要想做大做强，有发展的后劲，必须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特别是在中国哲学、文学、历史、宗教、艺术等具有中国独有思想文化特色的领域，要建立起自己的知识谱系，在中国自己的文化价值逻辑起点上，设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单元，并依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判断构建知识数、知识网。经过一定时间的积累过程，在知识框架、内容资源的聚合方面形成世界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界影响。这是事关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百年大计，一些具有优势学科的大学出版社、专业出版社应该大有作为，万不可以因没有短期收益而弃之不顾。而且光做还不够，还要科学、严谨地制作学术水平一流、便于使用、受读者欢迎的数据库。

　　总之，本项研究将继续下去，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指导下，坚持通过海外图书馆藏数据这个视角，为中国出版界提供每年新品的基本市场反馈，及时总结中国图书在全世界的文化地理分布信息，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