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创造了上世纪80年代武汉大学的“黄金时代”，他被誉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急先锋和第一人”，一生热爱教育，教改之心始终未泯。

　　刘道玉

　　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职务。1985年获得法国政府授予的密特朗总统最高勋章；2008年被全国媒体评选为30名教育风云人物；2013年被《科学中国人》杂志评选为杰出的大学校长。出版教育专著多部。

《珞珈野火集》刘道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版/48.00元

　　刘道玉 ： 你是我今年接受采访的第一个记者

　　1981年，45岁的刘道玉出任武汉大学校长，这是当时中国高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在他任职的8年，这所坐落于珞珈山下、东湖水畔的高等学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导师制、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第三学期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等各种改革举措在此同时推进。年轻的刘道玉校长，对历史悠久的武汉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由此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他的系列改革观念，与蔡元培当年在北大“兼容并包”的思想隔着时空遥相呼应。也因此，有人称他为“武汉大学的蔡元培”。理想主义的刘道玉，想把武汉大学打造成一所自己理想中的大学。他在任的8年间，武汉大学师生获得了38项国际水平的奖项，其中有32项是国内首创。但武大的改革在1988 年2月10日戛然而止——那天下午，刘道玉被突然免职。即便如此，刘道玉对于教育改革的初心始终未变，在被免职后的20多年中，他依然没有停止对教育的研究和思考，仍然为教育改革摇旗呐喊。他先后出版了5部教育著作，发表了150多篇教育论文。刘道玉从70岁开始，坚持写札记，将自己对教育、社会和人生百态的观感，以随笔形式写出来。2016年出版的《珞珈野火集》就是这样一部随笔集，书中收入的137篇文章，涵盖“冷眼看教育”“桃李满天下”“科技双刃剑”“社会广角镜”等7个方面，篇篇精彩，字字珠玑，读来获益匪浅。为此，本报特别专访了作者刘道玉。

　　采访之前，记者悄悄地跟责编张春晓打探，年事已高的老校长是否有可能接受我们的专访，责编当时发来了一条让记者从头凉到脚的短信：估计接受采访的可能性不大，刘老师刚出院，现在还在修养期，不过我可以试着问问。期间我正好跟领导在武汉出差，很想借这个机会去当面讨教，但听到这番话之后，真的有点沮丧。张春晓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老校长发了采访请求短信，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这让她高兴之余也很意外。得到这个意外惊喜之后，为了尽早商定见面时间和地点，我马上发短信联系了老校长，他给我回了一条短信，让我和领导都很感动：“……你是我今年接待的第一个记者，我之所以接受你的采访，是因为我跟商报有感情……”看完短信，领导当即决定要跟我一起去拜见老校长，作为武大“黄金时代”的毕业生，领导不仅对商报有感情，对武大，对武大老校长更有感情。前去拜访的路上，我们特意精心准备了漂亮的鲜花，以示我们对老校长的敬意。4月12日下午两点，我们准时按响了老校长家的门铃，出来迎接我们的正是老校长本人。

　　教育改革必须以实验来推动

　　武大老校长刘道玉是著名教育家，长期研究和关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问题，这是大部分人也是记者采访之前对他的认识，但采访中记者发现，他不仅关注中国高等教育，对我国的基础教育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在对“为什么中国的中小学生负担过重？为什么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为什么现在的教育只有教育而没有教化，只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等中国基础教育诸问题的回答中，刘道玉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仍然没有走出科举教育的误区和传授知识的窠臼，学而优则仕的学习目的仍然在起主导作用，科举考试是以考取仕，而现在的应试教育，也仍然是为了将来进入仕途，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应试教育的土壤在中国极其深厚。“教育改革必须以实验来推动，而中国的教育改革长期以来仅仅停留在领导的口号中，没有任何实践性的举措，1992年以后，中国教育有发展，以发展代替改革，而不是带动改革。”刘道玉开始说话还略带疲倦，一进入教育主题，声音就变得洪亮，中气十足。刘校长说：“我国的教育改革任重而道远，需要从教育理念的源头上改起，需要在全体国民中进行教育改革的启蒙，还必须以实验来推动改革，不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艰苦努力，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教育现状是很困难的。”没有长期的观察和调研，对我国的基础教育现状很难有如此精准的把握和认知。刘道玉的回答可谓一语中的。

　　“钱学森之问”破解之道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来到301医院探视94岁的钱学森，征求先生对国家制定“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的意见，在谈完科技规划的意见之后，钱学森补充了一个教育问题，也即“钱学森之问”，并引发社会各界尤其是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一时间各种解读可谓五花八门，但刘道玉告诉记者，这些解读都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更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钱学森之问’的核心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刘道玉认为，很多官方以及非官方的解读都没有把这个核心问题找出来。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10余年来，刘道玉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个问题。采访中，他向记者详细讲解了他所设想的破解方案。该方案由三部分组成，它们是互相联系的，而且都具有可行性。“首先教育模式上要以SSR教育模式取代已经过时的‘三中心’（以课堂、教师、课本为中心）教育模式。SSR教学模式，既符合创造性教学的原则，也是培养杰出人才的重要途径，其中第一个S代表自学（Study independently），第二个S代表课堂理论（Seminar），而R代表科学研究（Research），这三种学习方式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由浅入深的推进过程，都体现了学习者独立自主的特点。其次教育体制方面应转变教育部的领导职能，改革大一统的教育体制，精简机构设置，下决心解决大包大揽的现象。最后创造教育需要从少儿抓起，因为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大学只是收获期，而播种和耕耘却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少儿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在他们的思维尚未定势之前，是实施创造教育的最佳时期，这对培养杰出人才也是至关重要的。”刘道玉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