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登基，国号为汉，后人称为蜀汉、季汉。当时，就像是曹丕登基前，中原地区涌现出大量祥瑞一样，巴蜀地区也出现了各种异象，来佐证刘备登基的合理性。

刘备军政集团当时还编造了曹丕杀害汉献帝的谣言，因为只有那样，才能指控汉献帝禅让帝位的做法、曹魏王朝的统治不具法理性。

但即便如此，刘备的汉室继承人仍然十分牵强，因为作为汉景帝旁支的后裔，在血统上，刘备与汉献帝一脉相去甚远。而且，季汉只占据益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重庆全境，以及云南、贵州、陕西、湖北的少部分地区，距离传统意义上的华夏中原很远。

所以，笔者能够理解新出版的《三国：英雄、江山与权谋》书作者所称的刘备称帝旨在满足自己的私欲，对于整个集团没有什么好处，也难以团结真正意义上的汉室遗老的结论。

但刘备当时的选择其实也多少有些无奈。刘备军政集团的骨干精英，相继老去或战死，所剩不过诸葛亮张飞寥寥几人，刘备自己年岁已高。这种情况下，如果刘备死去，他的幼子在没有一个王朝、帝位作为笼络的情况下，将难以维持集团的基本盘。一个王朝之中，权臣夺位被称为篡位，就像是曹丕代汉一般被描述为曹丕篡汉，但普通的军政集团发生权力更迭，似乎就没有道德上的太多束缚，历史上并没有太多人指责比如朱元璋篡夺了他名义上的主公的家业。

而且，就像是《三国：英雄、江山与权谋》书中所描绘的那样，刘备自己心里很清楚，虽然他将曹丕代汉说成是篡汉，还渲染曹丕杀害了汉献帝，但汉室在中原地区从世家豪门到普通民众确实没有太多人拥戴，被替代以后如果没有军政集团继续打出汉室的旗号，汉室就不可能再有复兴的可能——东吴的孙权，在曹丕称帝后就接受了曹魏给予的吴王封号。

这种情况下，当刘备准备举兵向东吴复仇，一雪荆州被袭、关羽被杀之耻时，发生了张飞被杀的恶性事件，就更显蹊跷了。历史记载张飞酒后鞭挞下属，以至张达、范强将其杀害，还带着张飞的首级去了东吴。张飞当时是新建立的季汉的二号人物，政治地位高于其他大臣，且在阆中整军准备东征孙吴，大营防备显然会强于平时。这种情况下，两个下属能够轻而易举地、悄无声息地杀死张飞，然后带走首级，还畅通无阻地逃到东吴，是难以让人理解的。

刘备更加狂怒，但从其领军讨伐东吴的进军进程来看，他其实在221年7月到222年的夏天多次往来永安和夷陵之间，并没有下决心猛攻东吴控制下的城池。其举动更像是胁迫东吴拿出更为有利的议和条件，在陆逊有意的诱导下，甚至摆出了数百里连绵扎营的阵势。接下来，就是火烧连营的著名故事了，然后，刘备白帝城托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夷陵之战虽然是季汉立国以后最耻辱的战役，但与季汉一道丧失了战略机遇的还有曹魏。在季汉跟东吴对峙期间，孙权对曹魏多次委曲求全，说尽软话，甚至不惜派遣自己的太子到曹魏为质子。因为这时如果曹魏出兵，东吴的世家大族很可能会研判无力同时对抗季汉和曹魏两家，而选择对实力最强的曹魏投降，世家甚至可能将孙权一家绑缚了送到洛阳去。

事实上，曹丕当时也曾收到过大臣的建议，但本着吃瓜第一的精神，只看刘备跟孙权在夷陵对峙以至大打出手，而没有乘势伐吴或者讨伐季汉。反倒是刘备病逝后，诸葛亮主持大局与东吴重新修好，曹丕才开始带兵南下，但因为已经错失良机。

公元222、224、225年，曹丕在位才短短几年，就三次征吴，都换得草草收兵。而在此之后，曹魏与东吴之间多次交战，通常都是以发起进攻的一方败退，对峙之势变得十分明朗。

丢弃荆州，再加上夷陵打败，季汉的国力在三国之中位居末位。但如《三国：英雄、江山与权谋》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越是这样，因为季汉立国的法理性问题，再加上外来士族与益州本地士族之间的矛盾，就越需要将矛盾和斗争对外输出。

书中其实说得很明白，季汉的国力支撑不起大规模战争、持续作战，更不能被动等待与曹魏之间的国力竞争，所以只能北伐，通过夺取曹魏的部分区域和人口来试图逆转局面——这一选择的成功率并不高，“凭诸葛亮的才能，这些问题他应该都考虑到了。但他还是坚持出兵，因为他的国家已经站在悬崖边上，没有退路了。他只能主动出击，以呕心沥血的姿态，凭借自己的才干，去寻找那一点点微渺的破局希望。”

“这是一次飞蛾扑火似的尝试，前面的道路注定无比坎坷，需要诸葛亮以毕生鲜血去填补沿途的沟渠。但他义无反顾”，这既是对于刘备个人三顾茅庐、白帝城托孤的巨大信任的报答，更是对汉室复兴理想的一次争取。

书名：《三国：英雄、江山与权谋》

作者：朱良

出版社：海峡书局·后浪

出版日期：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