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刚升所著的《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一书指出，中国诸子百家的主要理论，可以认为是春秋战国以及更早以前现实政治的投射；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类型学说，则是对古希腊城邦政治以及地中海-中东世界不同政治体的经验总结与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思想家和哲学家无所作为，他们提供了对理想世界的想象，以超越现实的视角勾勒了远景。

中国西周王朝建立后，采用分封制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技术条件。换句话说，当时的治理能力限制了构建大一统国家的可能，所以形成了“天子-诸侯-大夫”的分封制格局。但在周王朝的权威和现实能力衰落以后，诸侯国就开始掀起激烈的竞争，包括征战，包括变法，包括致力于构建更具一统性的部分集中式国家。这一切的变化，倾覆了过去的政治理想。

而在经济上，中国农耕文明形态西周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农业到手工业实现了全面进步，传统井田制趋于瓦解。在社会上，“士”作为一个独立阶层涌现，与王权结合，从而打破分封制中贵族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和分享。

这种情况下呈现的思想竞争，意味着诸子对于现实的不同体认，以及不同的问题框架、破解思路。《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这本书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儒家、法家、道家主要代表人物的分析，结合政治史，借鉴社会科学方法，以古今中西比较的视角，进行了重新解读。

这本书的理论贡献在于，从基本人性假设出发去评析儒法道三家的政治解决方案，并试图结构三家的个群关系假设。

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儒家学者眼里，春秋战国时期意味着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传统礼制被打破，犯上作乱频发，等级秩序被打破。而孟子进一步将问题推究到更为细微、具体的领域，包括义利关系、饥寒贫富、失道无道、仁与不仁。在孟子眼中，诸侯掀起的扩张兼并，是引发天下苦难的根源，不仅打破了制度和礼仪，而且还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书作者认为，依照孔孟的解说，礼崩乐坏的一个根本，就是异端学说的涌动，从而使得人们敢于甚至乐于践踏各种制度、礼仪和规范。由此，儒家为终止乱象提供了一套解决方案，涉及到恢复礼制、重塑伦理、实施仁政、建树君子人格。这成为一种典型的政治道德主义。儒家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恢复礼制，同时也认为这会带来天下大同、普遍小康的结果。

很显然，儒家的观念建基于人性本善，孟子就说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的本性，重要的是通过必要的制度设计来恢复和强化这样的本性。但儒家的人性论，缺乏抽象个体概念，所以这容易使得秩序追求的同时压倒个体权利的实现和保障。

法家显然建基于人性本恶。韩非子就曾说过，统治者难以摆脱政治危机，这种危机甚至出现在君主的爱臣、贵族、妻妾、王子、兄弟那里。也就是说，所有接近最高权力的人，都可能是僭越者，都可能是逆臣，君主如果没有帝王心术，没有必要的统治术，就很可能被替代。韩非子还曾非常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王后、妃子年老色衰，而君主还在不断接纳新的妃宠，那么王后、妃子最大的利益就是君主速死。这种危险的利益关系甚至从最高统治层推导至了所有可能行使权力的主体。

《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书中指出，相较儒家，法家的逻辑性更强，一般是从个人出发，通过逐步高度缜密的论导，得出让儒家惊呼危险的结论。法家方案主要涉及“强君”、“农战”、“法制”、“赏罚”。

事实上，法家的很多观点很类似于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理性经济人”，但因为服务于君主中心主义，而是将君主以外的人都视为工具人，所以其理论并没有帮助古代中国迎来近代化转型。

尽管法家理论更具逻辑性，但也陷入一个难以自洽的矛盾，那就是其理论必然推导出全能君主的标准，但很少有人能够真的如此，政治全能主义无法长期有效维系，通常以更快速度迎来政治崩坏。

道家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已经达到偏离了“道”，所以要回到“道”，就要减少政治参与。在这种构想中，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导致了政治过度参与，从而使得相关的政治问题非但没能解决，反而会不断产生问题。老庄都强调，政治必须合乎自然法则，并为此给出了“循道、柔弱、无为、弃智”四个支柱的选项。

关于人性，道家的看法是，人的本性原本淳朴良善，是因为出现了民争、民盗、民心乱，在儒家以及法家的过度参与下，使得人心崩坏，所以需要“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这种思路相当程度上与近代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具有相似性。

书名：《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

作者：包刚升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