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主义已经是大家很清楚的概念了。也就是说，虽然离不开很多生活配套设施，包括菜市场、酒吧街、学校、医院，还有电信设施，但是，很多人并不希望这些设施（新）出现在自己家旁边。都市人当然最终也离不开殡仪馆，也清楚垃圾回收站、焚烧场的意义，但更加排斥自己家周边出现这类设施——只要离自己家远远的，一切就好。

这类邻避主义的直接后果就是很多社区、小区的生活配套设施变得不便，而且，垃圾回收站和焚烧场不得不搬到远离城市的地方，这加大了垃圾清运成本，更棘手的是，因为远离城市，所以焚烧装置有没有开启环保过滤，这就免于受到民众监督而常常造成污染排放的实际增长。

还有一种邻避主义，那就是20世纪60-70年代首先在美国很多城市出现，并在后来陆续在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大城市上演，那就是部分城市居民坚决反对自己居住的片区增加高人口密度住宅、妨碍自己住宅独享宽阔街道和公园。这些居民还反对城市建造轨道交通以及城市之间建造轻轨、高铁。

这里提到的第二种邻避主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造成了这些城市几十年来变得更为封闭。富人阶层和中上阶层居民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导致自己生活方式改变的城市更新，反对增加城市片区的人口密度。他们、她们的理由包括，外来人口多了，停车位就短缺了，学校和医院会人满为患，会破坏城市、街区的文化特色。

而这些邻避居民其实离不开大量的服务人手。为他们、她们提供生活服务的保安、保姆、清洁工、其他类型的生活服务项目的服务者，因为没有条件租住在工作区域及就近周边，则不得不忍受漫长的通勤时间才可能租住到房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冠疫情期间，这种漫长通勤的方式，加大了富裕居民被他们、她们的服务员感染病毒的概率。

不仅如此，邻避主义也成为了一种回旋镖，让那些原本长期坚持抵制城市改变、增加对外来人口容量的居民，或其子女，在迁徙到其他城市，哪怕从事较高收入的行业工作情况下，也很难找到适合自己居住的房子。

美国城市研究学者、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马克斯·霍勒兰在其所著的《重启城市的大门：千禧一代如何赢得“梦中情房”》书中谈到，北美、西欧、大洋洲的一些国家的城市在最近几十年里，居住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城市吸收留住人才变得越来越难。而且，邻避主义还不可避免使得城市面貌老化，无法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改进——在城市功能渐趋衰落、人口吸引力降低的情况下，必然危及城市发展的未来。

这也是美国旧金山2013年开始兴起“可以在我的后院”运动的社会背景。这一运动的参与者要求城市市政当局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建造可以容纳更多年轻人、满足体面居住的公寓，不能因为这种高楼公寓所谓影响了豪宅平房的采光或者不符合社区的建筑风格就予以搁置。书中指出，邻避主义不仅影响了中低收入群体（也就是为豪宅区提供家政等服务的劳动者），而且事实上也极大地伤害了中产阶级，使得很多程序员、经理人、公共部门雇员都不得不拿出薪酬的相当部分来租房。

“可以在我的后院”运动事实上传递了一种新型的城市发展思路。按照这种思路，致密的城市而非松散的城市，才可能因为聚集较多人口尤其是年轻创意人口而不丧失发展活力。不仅如此，“可以在我的后院”运动真正意义上接续了简·雅各布斯的理念，重新定位城市生活，也就是打破被富人豪宅平房区造成的城市城区分割，让城区容纳更多人，实现更多人在安全前提下加强接触交流。

《重启城市的大门：千禧一代如何赢得“梦中情房”》书中指出，邻避主义、“可以在我的后院”主义呈现的两种观念背后，暴露出城市不同阶层居民之间、老居民和新来者之间的矛盾。“可以在我的后院”运动的参与者认为，城市老居民已经享有了城市化房产增值的红利，而且以非常荒谬的理由来限定城市城区不得增加高层建筑、限定建筑密度，既自私又短视。

当然，“可以在我的后院”运动也被批评者指责为具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而且思维简单化，吹捧只要增加供给就可以解决大城市的住房紧张，而忽视了20多年来住房市场金融化的趋势。

而且，如书中所说的那样，“可以在我的后院”运动的发起者、参与者与开发商、科技企业的合作，也让人疑窦重重。开发商支持这一运动，利益动机很好解释，因为这意味着可以带来更多的房产开发项目，而科技企业投入支持，自然是为了抑制近年来不断刷新新高的员工薪酬。

所评图书：

书名：《重启城市的大门：千禧一代如何赢得“梦中情房”》

作者：（美）马克斯·霍勒兰

译者：吴艺蓉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4月

供稿人：陈　麟
初审：戴佳运
复审：陈　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