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时代,为何出现港口城市接连崛起?

郑渝川 | 2024-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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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历史系荣休教授、纳菲尔德学院研究员约翰·达尔文所著的《港口城市与解锁世界:一部新的蒸汽时代全球史》,讲述了1830-1930年的100年里,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如何被蒸汽重塑。

这里所称的重塑,显然包括中国、印度、欧洲和美洲组成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经由蒸汽为动力的海路运输网络,与同样依托于蒸汽的铁路体系连接在一起,使得人员、货物、思想、金钱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更稳定的输送方式抵达到世界各处。

而在这种重塑背景下,包括欧洲、北美、亚洲很多国家在内,港口城市开始不受阻遏地崛起。在1830年以前,全球范围内最成功的港口城市一般是转口港,比如中国古代的泉州、明州、天津等地,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地,一般而言,它们对周边的贸易和产品依赖很少,主要是与类似的港口以及遥远的供应商和客户之间建立商业联系。

但蒸汽时代的港口城市,不仅仅延续着转口港的作用,同时也必然驱动改变港口周边地区进行商业化,利用蒸汽动能开启支柱产品的制造,直至带动内陆地区的工业化。这也意味着,蒸汽时代的港口城市,会形成更大规模的城市体系,吸引更多外来人口聚集,连带着因为造成城市空间的失衡分布,凸显社会中低层人群的居住紧张,受到流行病的频繁滋扰,暴露出城市公共物品的缺失。欧美以及亚洲的一些城市,因而在19世纪的中后期开始密集升级。

《港口城市与解锁世界:一部新的蒸汽时代全球史》这本书回顾了蒸汽时代以前的全球贸易网络。这些网络在历史上不同时期都得以快速搭建和维持,往往因为战争而打破,但战后又会很快恢复。贸易带来文化、思想、植物和动物物种的交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古代中国与古代印度,还有古代波斯等地区长期以来就存在非常密切的文明交流。

大航海时代开启后,全球贸易的规模显著提升,但这是一种偏向于服务于欧洲殖民者的网络体系,也就是将亚洲、拉美和非洲改造为原料出产地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形态落后的市场,而欧洲成为工业品的出产地,其中主要的贸易利润被殖民者攫取,殖民者还借助军事优势占据着我们前面提到的旧时代转口港。

总体来说,在蒸汽时代开启之前,虽然欧洲取得了领先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悬殊。很显然,技术主要成熟,应用更趋普遍的蒸汽机赋予了西欧和北美以新的优势,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拉开了与亚非拉的发展差距。而且,蒸汽时代直接驱动工业生产力的倍数级增长,改造了城市文化,促成了科学研究、教育体系的近代化,这些巩固了欧美国家的发展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奥斯曼帝国和清代中国,在19世纪中期开始试图引进欧洲技术和设备,但明显很难接驳这一革命性技术。没有殖民时期和工业化发展创造出的资本积累,奥斯曼帝国、清代中国等也很难拿出钱来投资大规模的近代化教育,无法引进兴建铁路体系,这使得工业化至少在当时变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

正如《港口城市与解锁世界:一部新的蒸汽时代全球史》书中所提到的那样,美国的很多城市在很短时间内就得以拥抱工业化机遇,借由蒸汽动能迅速成长为旺盛增长动能的区域大城市,美国的工业产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快速扩充的。相比之下,英国对于印度的治理,却并没有遵循英国本土或北美发生过的工业化逻辑,这个国家在独立时的工业化程度依然非常低。但饶是如此,孟买、加尔各答这样的港口城市也迎来了不亚于北美城市的增长和繁荣。

类似的港口城市传奇也出现在中国沿海,包括香港、广州、上海。上海在中国近代的崛起,远远超出了哪怕是欧洲殖民者的预期想象。正如书作者所说,上海和香港甚至在当时培育了完全不同于清代官僚、士绅、知识分子的新式精英群体。书作者还对照指出,当时对于英国等欧美国家而言,上海更像是标准意义上的近代港口城市,也就是进行了工业化、金融化的较为充分发育,在空间和功能上开启驱动周边地区的改造,且通过长江调动起中国内陆庞大市场和初级产品的贸易往来,而香港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转口港。

所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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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港口城市与解锁世界:一部新的蒸汽时代全球史》

作者:(英)约翰·达尔文

译者:孙伟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4月

供稿人:陈 麟
初审:戴佳运
复审:陈 麟
终审:张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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