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促进了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的互通有无。新出版的《丝绸之路与汉唐文学的关系》一书中，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石云涛指出，外来文明以其新奇激发了中国汉唐时期诗人、文学家的创作意趣。

在汉唐时期，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动物、植物、器物、香料、珠宝、艺术，以及胡人等都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描写和反映。而中国中原的诗人、文学家的创作中又赋予了这些外来物品的文化意象。

书作者强调指出，中国的中古时期，也就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受到了印度传入的佛教的强烈而广泛的影响。厘清这种影响，需要具备文学、史学、佛学、逻辑学、哲学等领域的基础知识。比如，佛经的翻译，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文创作增加了新的文体。佛教譬喻文学创造出的历劫、生命形态的互渗、他界旅行、神通故事等，都对于当时文人的创作提供了启示。佛学流传，佛典汉译，触发了僧侣与本土道家、儒学人士的激辩，也促进了议论文的发展。书中还谈到，佛教为中国史学提供了新的记录和研究的对象。

《丝绸之路与汉唐文学的关系》书中谈到，在受到佛教影响以前的中国文人诗作，主要功能是抒情以及叙事，而哲理性不强，这在获得佛教影响后得以改观。很多文人因而开始创作偈。事实上，唐代以及之后的宋代的很多诗人，都创作了偈。正是在此基础上，开始出现了绝句。而佛教文化与中土本土文化结合产生的新文体，如志怪、传奇、变文、话本、戏剧等，在后来都逐渐丰盈兴盛。

唐朝是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也是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唐朝建立之初，就击破割据陇右的薛举父子，打通了丝路，唐太宗李世民为此写下了慷慨激昂的《经破薛举故地》。这之后的100多年里，丝路畅通，而且还继续扩大了经由东南沿海连通海外的海上丝绸之路。唐王朝精心经营海陆两条丝路，尤其是长期投入巨大国力来经营陇右、河西走廊以及西域，这也为很多热切希望建立边功的文人提供了机会。高适、岑参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这也推动了大量的边塞诗的创作。

《丝绸之路与汉唐文学的关系》书中探讨了唐代小说中的外来文明因素。唐代的传奇小说中经常出现来自域外的珍贵物品，尤其是在志怪类传奇作品中对神仙世界的描绘中，就极其华丽地铺陈域外珠宝，涉及云母、翠帐（来自南海诸国，用翠鸟的羽毛装饰的帷帐）、青玉、珊瑚、水晶、琉璃、琥珀、珠翠等。志怪作品中还提及域外香料、异域美食。此外，唐人服饰织物也反映出对外交流的景象，一些文学作品反映出当时的人们购买穿配来自南亚、东南亚的白叠布，来自西域的石榴裙。

如书中提到的那样，丝路使得域外的乐舞、杂技、魔术、马球以及各式游戏在汉代就传入中原，并在唐代社会广泛流行。这些都频繁出现在唐人的诗文作品中。

唐代小说中有不少域外人的角色。首先是东南亚国家进贡的侏儒小黑人，因而称为“昆仑奴”、“昆仑儿”，当然这两个称谓有时也会代指南海诸国前来进贡、贸易的居民。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有的昆仑奴神通广大，武艺高强，对于主人忠心耿耿。其次就是经由陆路、海路丝路抵达长安、洛阳等地的胡商。在有些志怪作品中，胡商慧眼识珠，甚至有特异才能；还有些作品加入了佛教等外来宗教的元素，将胡商、胡人视为通鬼神之辈。

当然，如果我们回溯汉代诗赋，也能发现不少外来文明元素。汉武帝刘彻就写下过《西极天马歌》：“天马徕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这说的是武帝获得乌孙马后的狂喜。来自西域以及北方草原的马，在汉代被称为“胡马”，而这一词汇也成为思乡意象的代名词。如苏武写下的《赠李陵》：“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

在汉代辞赋家的夸张描写中，经由丝路来到中国的骆驼等动物也被用来歌颂当时大汉的富强和威德。当然，汉代辞赋家也有借异域禽鸟抒写个人怀抱的。比如祢衡的《鹦鹉赋》，就从不同侧面来赞叹鹦鹉的超凡脱俗，暗示作者自己的高远志向和出众才能。

汉代从交州传入荔枝后，一度在长安上林苑试种，汉武帝还建造了扶荔宫。司马相如《上林赋》也提及了荔枝。东汉王逸的《荔支赋》更是赞叹南方贡品荔枝的美味，“乃观荔支之树，其形也，暧若朝云之兴，森如横天之彗，湛若大厦之容，郁如峻岳之势。修干纷错，绿叶臻臻。角亢兴而灵华敷，大火中而朱实繁。灼灼若朝霞之映日，离离如繁星之著天。皮似丹罽，肤若明珰。润侔和璧，奇喻五璜。仰叹丽表，俯尝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气。兼五滋而无常主，不知百和之所出。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

外来香料中，在汉代最著名的是胡椒。而椒泥涂抹屋壁，更是创造出“椒房”之称，用来专指皇后、嫔妃居所。班固的《西都赋》就提及“后宫则有掖庭椒房”。

所评图书：

书名：《丝绸之路与汉唐文学的关系》

作者：石云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4月

供稿人：陈　麟
初审：戴佳运
复审：陈　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