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瘟疫如何撕裂一个村庄？

《黑死病：一个村庄的微观史》这本书展现了英国历史学家、剑桥大学荣休教授约翰·哈彻的雄心。

有关中世纪黑死病在欧洲肆虐的历史著述已经汗牛充栋。这本书选取的是一个英国村庄，也就是威洛斯河畔的沃尔夏姆村，关注的是黑死病传入之前、期间和之后的各几周时间。这本书成为可能，源自于这个村子有着相当丰富的地方历史文献记录，而约翰·哈彻教授则以艺术加工的方式，在真实史料基础上补全了神父、村民诸多角色。

这种处理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生活的英国农民，并不是史官和文人描写的对象，而且他们、她们基本上都是文盲，没法留下自己的生活记录。约翰·哈彻教授写道，“任何关于这个村庄的传统历史记述，或关于其他村庄的类似记述，都不可避免地都是片面的、缺乏人情味的，而不可能是全面而充满人类情感的。”

沃尔夏姆村在14世纪中叶，有1000多名居民，这个人口规模基本上与19世纪之前的几百年内相同。全村有两个庄园，各有各的领主，村子里的民众有一些是为领主打工的佃农，有一些则是自耕农。当然，有些佃农连基本的人身自由也没有，完全依附于领主。

依照史料，沃尔夏姆村在当时既是宗教社区，也是个世俗社区。教堂和宗教在村民的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这本书制造出一个约翰神父的角色，其在黑死病传入之前和过程中对于在精神上疗愈、安抚村民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黑死病：一个村庄的微观史》这本书对于沃尔夏姆村14世纪中叶特定时间，村民生活方式的描写，显然依托于庄园法庭诉讼记录以及教堂的文件档案记录。按照书作者的考证，14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农村居民完全靠天吃饭，而且土地上供养了过多的人口，一些灾荒年份，农民不免忍饥挨饿甚至过上更悲惨的生活。

黑死病消息传来时，沃尔夏姆村与英格兰的其他村子一样，茫然无知。约翰神父基于教会组织传递的信息，了解了事件动态，也就是瘟疫正以不可避免、席卷而来之时，已经在意大利和法国各地肆虐，西班牙在劫难逃。而从这个时间进度来看，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当时，黑死病传入英格兰也只是时间问题。

黑死病在欧洲尤其是传入英国的传播路径，还是曲折性的。如书中所说，英吉利海峡阻拦了瘟疫的快速传入，但英国与欧洲各国难以切断的贸易和政治联系，最终还是导致瘟疫被带入。这种情况下，就使得包括沃尔夏姆村，以及相隔并不是太远的伦敦等城市，人们有了一个绝望等待瘟疫到来的观望期，传播扩散着各种或真或假的疫情造成的惨状信息。

人们试图祈求神的庇佑，这当然没有得到任何应验。当然，教会、神父在城市，在乡村带给人们的心理安慰，还是有一些基本的作用，那就是让人无奈地接受命运。如书中所叙述谈到的，沃尔夏姆村（或许也是欧洲其他很多地方）的人们完全想不通的是，为什么瘟疫被认为是神降下的对作恶之人的惩罚，却要由无辜者承担，“既不仁慈，又不公平”。

当黑死病渐行渐近，沃尔夏姆村的村民只好凭借过往抵御其他疾病，以及疯传的外国、外地经验来应对。比如，保持与患者的物理隔离，“谨慎地避开所有可能携带病毒或能传播病毒的人”——这肯定是有效的，但并不完整。黑死病传播的渠道并不仅仅限于人传人。

《黑死病：一个村庄的微观史》书中也谈到了，在黑死病带来的死亡恐惧（染病率过七成，染病者80%以上死亡）面前，人们不免歇斯底里，将外地逃来的避难者视为病毒、麻烦的传播者，拒之门外，甚至群起殴之。

在1349年4-5月，沃尔夏姆村乃至萨福克全郡，迎来了疫情传播和死亡的高发期。大约有一半的农村人口在这次流行病中死亡。而无地农民，也就是纯粹意义上的佃农的死亡率最高。沃尔夏姆村当时的死亡人口在750人-900人之间，这意味着疫情高峰期，每天都有不少于50人死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疫情造成如此之多的农民尤其是佃农死亡，所以侥幸躲过的地主、领主不得不发现，因为幸存于世的农民变得如此稀缺，以至于不得不增加薪酬才能留住耕作的足够人手。《黑死病：一个村庄的微观史》书中谈到，1349年8月和9月，地主为收割庄稼支付了高得不同寻常的工钱。不仅如此，历史的车轮悄然推动，贵族、地主们不得已开始允许妇女参与城市和农村的很多工作。

所评图书：

书名：《黑死病：一个村庄的微观史》

作者：（英）约翰·哈彻

译者：欧阳敏、王晓燕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4年5月

供稿人：陈　麟
初审：戴佳运
复审：陈　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