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绩效:公共管理者传统权威的式微与重建

郑渝川 | 2024-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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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权威为何式微了?

北美和欧洲国家在21世纪第2个十年,进入了一个显著的、加速的制度权威消解的时期。

正如已故政治学家戴维·迈尔2013年在《统治虚空》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这一潮流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表现为公民脱离传统政治,并不乐意与民选官员、代表进行过多交流;选举参与率下降;选举波动性增加,选民跨越意识形态的人数显著增长;还有就是政党忠诚度下降,稳定属于某个党派、其他特定政治阶层代表的选民减少。

这也是为什么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浪潮再度兴起,但不同于历史上(近代以来)多次类似的民粹主义潮流,这很难形成政党或者稳定的政治集团的票仓基础。而且,人们对于公共部门绩效和道德水准的要求也显著提高。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荷兰政治学者、莱顿大学伊恩·达勒斯讲席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泽格·范德沃尔在其所著的《21世纪的公共管理者:挑战与策略》一书中对此给出解释是,首先,个人不再仅仅接受正式、传统的权威机构;

第二,个人会将权威与职能、职位分开,也就是说,某个领域,担任管理部门领导职位或出任知名企业管理职务的人,并不会像过去那样自然而然地赢得青睐和信任。人们很可能会更加信任那些并未直接出任职务,但被认为更加真实、诚信且具有专业性的非正式领导者。

第三,个人只关注那些能够满足自己迫切需要和头等大事的人;

第四,个人期望公共部门能够现场提供服务和展示绩效。如果公共部门很难做到这一点,很多时候会被怀疑为是专业性不足的表现。

第五,各级公共部门领导者的公众形象逐渐“去神秘化”。

书中由此给出的推论是,那种寄望于提升公共部门“透明度会增加合法性的假设”,至此就无法成立了。

所以,公共部门不能仅仅通过传统的权威构建方式,比如民选官员在选举中的人设塑造,又如仅仅在推进政务透明上发力,而必须回归到绩效和服务——最近十多年来,欧美国家的选民已经被证明耐心越来越低,这既包括一般意义上民粹主义者,也包括所谓的政治冷漠者。

重塑权威是可能的吗?

这本书为公共部门及其雇员修复权威,增强绩效和服务公众接受度、响应度和满意度,提出了多项建议:

一是掌握政治敏锐性。也就是要有政治头脑、政治嗅觉、政治理性,以及社会政治智慧、政治自觉、政治敏感性。

这些显然不仅仅是概念堆砌——如果一个公共部门的管理者,尤其是已经担任了一定职务的领导者,对于政治头脑、政治理性等概念嗤之以鼻,只相信交易、交换,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政治敏锐性其实是公职人员,尤其是担任领导、管理职务的人,一个比较基础的素质要求。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构建政治理想。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在相对较高的政治层面,还是直接面向公众的层面,政治敏锐性都成为一种关键的胜任素质,可以切分为战略分析能力,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联盟的能力,快速回应突发情况的能力,人际交往软技能,对于政治目标的高度认同并以此形成足够强的内驱力。

二是专业性较强的公共部门要保持管理、服务的持续性。

三是要努力提高专业技能,其目标要朝着最权威的行业专家方向迈进,使得自己的存在合法化。

四是主动介绍自己的绩效表现。“酒香也怕巷子深”,如前述,而今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最为关注的就是公共部门及其雇员的绩效,而这也是人们是否提出问责的一个关键。

五是正确确定透明度、回应度和公众参与度。《21世纪的公共管理者:挑战与策略》书中谈到,奥巴马在出任美国总统后,曾经大力提倡、推动美国政府提高行动和决策的透明度,但这些努力随着维基解密、布拉德利·曼宁、爱德华·斯诺登曝出这种透明度的虚假,从而使得美国政府尤其是此事的倡导者备受嘲弄。

之所以说透明度、回应度、公众参与度是需要正确确定的,并不意味着这些指标是不好的。而是一些具体政务、问题的处理,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保密,而且要注重效率推进,因为公众对于公共部门最关心的是绩效,其次是道德操守——旧式官员往往喜欢在公开透明上进行自我包装,但实际绩效很差。

六是在危机时刻,能够强有力地采取行动,快速控制局面,避免出现任何层面上的秩序崩溃和失调。

七是满足年轻一代的需求,建立与网络群组相匹配适应的协作式、分布式管理方式。

八是从有个性、持怀疑态度的专业人士那里获取支持。

所评图书:

包图_bc35e52be10576e5e97077c496adfae1_45150.png

书名:《21世纪的公共管理者:挑战与策略》

作者:(荷)泽格·范德沃尔

译者:叶林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6月

供稿人:陈 麟
初审:戴佳运
复审:陈 麟
终审:张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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