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喻静所著的《从观念到艺术：从中国文化中发现慈悲》探讨跑了佛教东传至中国，在中国话的过程，与儒、道等中国本土思想文化不断对话、调适和会通，由此产生出独居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的慈悲精神，并以多个佛教艺术案例，探讨了中国佛教艺术中的慈悲精神。

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慈悲本身是搭载佛教译经应运而生的汉语新词。但中国礼乐文化中本身就包含“慈”与“悲”。慈从自从心，是由心生发的爱的情感，“是上天生育万物的德性，也是圣人无为化民的德性”。

而道家的观念讲述的“欢哀”，也就是极度欢乐之时，悲哀突如其来，《庄子·知北游》就感慨“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书作者说，“苦是人生的底色，悲，传达了觉悟‘人生之苦’后的情绪状态”。《从观念到艺术：从中国文化中发现慈悲》这本书考证了佛教“慈悲”进入中国文化的过程，也就是“慈观”和“悲观”展现以爱和怜悯为情感取向的禅定观想法门。

大乘佛教的纲要可以概括为，“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证悲智双运的般涅槃”。借助佛经含义，佛教不仅给中国文化传递了全新的知识、观念和价值取向“慈悲”，而且很好地与中国礼乐文化的“慈”、“悲”相结合，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组成部分。

佛教知识、观念在中国落地生根，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慈悲”与中国儒家强调的孝道相合。在此基础上，佛教带有强烈印度文化色彩的业报轮回论，与中国本土的善恶报应论也很好地契合起来，由此延伸了慈悲的概念范畴：从个人、孝亲基点的慈悲，扩展到戒杀、不害。

这种观念在南北朝时期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不但很多民众，就连贵族阶层、本土道教都由此接受了蔬菜饮食、蔬供的观念。

《从观念到艺术：从中国文化中发现慈悲》书中指出，儒家提出的“天人之辩”关怀，开启了心性之学，其意趣在于将价值源泉摄于人心，在日常人伦中外化为规范，使得每个人在处理人和天地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对于自我的态度、对生死的看法等问题时能够行有所依，不会因为价值虚无而承受过度沉重的压力。

佛教中国化过程发展到唐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基本完成文化同质化转型。宗派佛教的出现意味着中国佛教超越了印度佛教的传统，成为与儒道两家并行的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大乘菩萨的天职就是要行大慈大悲的菩萨道，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与儒家圣贤秉持的“仁”为天职的博施于民、救世济众是完全相合的。

按照儒家原有的礼制，庶民无庙，不能祭祀七代祖先。但中国化佛教因为引入了大乘慈悲思想，所以鼓励庶民为“七世父母”荐福禳灾，这与“天子七庙”的“七”直接对应，意味着圆满、解脱。书作者指出，“七世父母”思想最早出现在汉译的《道行般若经》，传递了缘起平等观念，也给中国儒家带来了“父母”的另一个“维度”，也就是生身父母以外的“七世父母”，迫使儒家学者重新思考和设计孝道乃至忠孝思想的边界。毫无疑问，佛教中国化不仅使得民间祭祀传统加入了佛教元素，而且还强化了家族、家庙的思想和仪式方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唐宋以后的中国人开始越来越多地编纂家谱。

所评图书：

书名：《从观念到艺术：从中国文化中发现慈悲》

作者：喻静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6月

供稿人：陈　麟
初审：戴佳运
复审：陈　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