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毫无疑问是地方豪族拥立下建立的王朝。光武帝刘秀及其子孙，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建立起与六大代表性豪族的政治同盟，或者说权力分肥的共盟关系。

这六大豪族分别是南阳的阴、邓氏，河北的郭氏，西北的马、窦、梁氏六个家族。这几大家族与刘姓皇族之间相互通婚，前者轮流分揽皇后一职，并据此轮番坐庄，成为秉政的外戚。

这种联盟、共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东汉初期和中期的每一任皇后几乎都出自上述六大豪族，而外戚理所应当也来自六大家族，他们是皇帝、皇太子最亲近的臂助。

当然，对于皇帝本人来说，情况可能并非总是如此。皇权与豪族权力在一些情况下是相合的，但在更多情况下体现为互斥性，比如资源和权力占用。

而豪族之间虽然构成了利益联盟，但竞争关系也是相当明显的。尤其是秉政的豪族，没有哪一个不想着长期实现富贵，根本不可能有自觉意识轮番坐庄。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豪族之间总会抓住机会打击竞争对手，虽然他们在应对其他豪族以及寒门士子竞争时也会同仇敌忾。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近日出版了《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溃》一书。这本书探讨了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汉朝时期的天下，究竟是刘姓皇族的天下，还是皇族和豪门共治的天下，亦或前二者与士大夫分权，共同秉政的天下？书作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刘姓皇族是如何在强化权力过程中，最终丢掉了豪族与士大夫双方的共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汉室最终沉沦，并沦为董卓和曹操的玩物，虽然与诸多偶然性的历史事件相关，但从历史进程来看，具有必然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汉前期，皇帝虽然相当程度上依照儒学标准，自比贤君进行道德建设，却能够协调好上述几个利益集团的关系，但这种平衡显然是脆弱的，但皇帝早逝，接连产生多任儿童皇帝甚至婴儿皇帝的情况下，后族外戚秉政就会导致皇权旁落——这种情况下，士大夫集团会成为制约后族外戚过度做大的力量，继而被年龄增长的皇帝为夺回亲政大权所倚重；皇帝要斗翻外戚，直接依仗的力量，或者说更为管用的力量就是内宦，所以宦官又不免定期做大，士大夫集团在这种时候反过来钳制皇权的扩张。

“二虎相争”，而士大夫集团在不断的博弈斗争中壮大，且不断积累着政治名声，通过儒家义理塑造出明星级的儒家大师。虽然他们看起来是三大利益集团中最为弱小的一方，却因为掌握了文学和政治知识传授、解释的权力，从而成为政治和社会公议的主宰者，所以到了东汉中期成为哪怕皇权也无法轻易压倒的一方。

当然，如《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溃》书中所说，我们显然不能贸然地断定东汉的士大夫阶层就一定是虚伪的，事实上他们确实很大程度上践行了孟子倡行的政治节操，独立、激烈、嫉恶如仇、个性十足，也像管仲那样具有治理能力。这跟宋明时期的士大夫还是有比较突出的区别。

梁冀毒杀汉质帝，构成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这意味着豪族打破了与皇帝之间的底线、默契。后来的皇帝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再将六大豪族作为腹心，当然由此带来的巨大后果就是皇帝权威相较于士大夫集团，实际上发生了巨大松动。尽管汉桓帝刘志诛杀梁冀的做法，得到了士大夫集团的支持，但是后者对于桓帝和灵帝的持续抨击，使之荣登史上最糟糕皇帝的排行榜，在当时更是导致皇室权威和道德感召力被侵蚀殆尽。

六大豪族悄然式微的同时，士大夫集团中的顶级成员，及其出自的州郡豪族竞相崛起。他们中的佼佼者将在汉末成为割据军阀，或者军阀的最关键赞助者。他们依托于儒家礼教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誉，积累了体系化、代际不断的门生故吏，依托于权势和财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自备武装。这种情况下，东汉朝廷掌握的土地和人口资源越来越少，而在西羌、匈奴、鲜卑等异族叛乱不断的情况下，军费支出不断，还面临皇权衰落。

这种情况下，士大夫集团的精英已经不必再像梁冀执政时表现得那么软弱忍让，而是在京城和地方都开始采用越来越激烈的手段来打击宦官豪族。反过来，宦官依托于皇帝，对于士大夫精英的打击也动辄诉诸灭口甚至灭族。

《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溃》书中指出，到了汉桓帝末年，其实皇帝已经在道德上接近于破产，当初刘秀从王莽那里夺来并经由东汉前几任皇帝致力于包装的圣人皇帝形象，也荡然无存。当一个精英社会阶层成长为皇权的对立方，还不断致力于继续消解其残存的道德权威和调动帝国地方资源的能力时，这个王朝就必然走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

所评图书：

书名：《三国前夜：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溃》

作者：张向荣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出版日期：2024年6月

供稿人：陈　麟
初审：戴佳运
复审：陈　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