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社会通史》
秦宝琦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229111
出版时间：2024年4月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历史的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秦宝琦的新著《中国秘密社会通史》（商务印书馆2024年4月版），正是运用了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秘密社会史这个“单独的历史事例”，进行了深入创新性的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秦宝琦一直全力于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工作，他先后整理、编辑和出版了七卷本的清代档案史料汇编《天地会》，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扩展为八卷本的《清代前期天地会史料集成》，并且阅读研究了大量的秘密教门经卷（宝卷）和相关的档案史料。经历“多年冷静的科学工作”，《中国秘密社会通史》（以下简称《通史》）。这部颇具创新性的四卷本、200余万字新作才得以问世。
5年前，笔者有幸应商务印书馆之邀，作为特约编辑，参与了秦宝琦所著《通史》的编辑工作。在工作中，我仔细阅读了秦宝琦的书稿，并同责编鲍海燕多次就秦宝琦的书稿进行沟通，经过长达五年之久的工作 ，这部四卷本的著作终于面世了。该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秘密社会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论述，提出了一些创新的见解，是作者50多年来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史的又一力作。
这部四卷本的著作，涵盖了中国秘密社会史的两大部分，即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的内容。
在教门研究方面，作者把教门分为异端教派、秘密教门和会道门三个阶段。利用大量的教门经卷（宝卷），以及档案和文献史料，对教门的性质和社会功能方面，做了全面论述和新的解读。
《通史》作者通过多年深入研究，认为教门的教理、教义，反映了下层民众生活中的苦难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追求；肯定了教门发动的武装反抗斗争，教门的历次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也沉重打击了历代的封建统治，还迫使统治阶级调整了对教门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局对教门的压迫和镇压。《通史》在肯定秘密教门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教门的局限性和消极作用。认为异端教派时期出现的“弥勒救世”说和“末劫说”，就是为了改朝换代。在秘密教门时期，罗教、黄天道、弘扬教等，又把“无生老母“崇拜，融入到上述说教中，形成完整的“天盘三副”教义，成为其挑战世俗政权的工具，而且教门作为宗教性秘密结社，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世俗的农民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推动了历史进步，而教门造反活动，则以建立神权体制为宗旨，不仅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反而会把历史拉向后退。尤其到了现代，秘密教门已经蜕变为反动的会道门组织，他们聚敛了大量财富，最终目的是未了实现政治上的野心。新中国建立初期，会道门又大肆进行造谣破坏活动”，甚至发动叛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予以坚决打击和取缔。
在会党研究方面，作者投入了更多的努力。《通史》中有关会党的研究成果，是在整理清代前期天地会档案史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作者曾主持了七卷本《天地会》的整理和编辑工作。进入新世纪后，又在原《天地会》的基础上，扩展为八卷本、总计350余万字的《清代前期天地会史料集成》。从而为《通史》会党部分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该书对清代会党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不少创新的见解。
首先，依据清代官书和档案史料，厘清了清代会党的产生、发展脉络。指出在清初康熙年间，尚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会党”，仅有一些“异姓结拜弟兄”组织。到雍正四年，才开始出现“立有会名’的”结会树党“即会党，如父母会、一钱会、铁尺会、小车会等；乾隆前半期又出现子龙会、小刀会、边钱会、关帝会等，天地会只是众多秘密会党之一。
第二，对天地会的起源问题的研究。天地会起源乃是清史研究领域一个难解之谜，曾被称为史学研究的“歌德巴特猜想”。在《通史》第三卷第四章里作者写到，以往学术界大多沿袭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说法，认定天地会乃是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为了“反清复明”而于清初康熙甲寅（十三年）年所创立；或是郑成功于康熙元年所创立。这些说法乃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出于反清革命的政治需要而做出的宣传，并非学术研究的成果。而且，民国年间对该说法最权威的论政，乃是出于对史料的误读和曲解。《通史》则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通过对大量档案史料的挖掘，找到了乾隆五十四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等的奏折，证实天地会乃是福建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于乾隆二十六年在福建漳浦县高溪观音亭（今属云霄）所倡立，论证了天地会起源“乾隆说”。
第三，《通史》阐述了清代会党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清代中叶，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农村阶级分化加剧，大量破产农民流入城乡，或迁徙到外地某生。这些流动人口，来到异地他乡，为了生存，亟需抱团取暖，施行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各种名目的秘密会党便应运而生。从雍正四年到乾隆中叶，先后出现了二十多个立有会名的秘密会党。雍正、乾隆年间，闽南一带大家族（大姓）欺压小族（小姓）的状况非常普遍。小姓为了生存，便结为大姓，如”以万为姓“、”以海为姓“、”以齐为姓“等，以便与之对抗。天地会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产生的。
第四，该书还厘清了清代三大帮会之间的关系。以往由于史料欠缺匮乏，特别是帮会中人出于抱团取暖的需要，把天地会、哥老会与青帮说成均来源自天地会，称青帮是天地会的分支，而哥老会乃天地会在西部省份的别名。其实，三大帮会不仅起源不同，而且组织结构也各异。天地会是乾隆26年由漳浦僧提喜即洪二和尚万提喜即郑开在云霄观音亭所倡立；哥老会则是咸丰年间由四川的啯噜演化而来；青帮乃是由漕运水手行帮演化而来，正式形成于咸丰、同治年间。三大帮会不仅创始的时间、地点不同，而且在结拜仪式、组织结构、运行方式均各有不同。对于天地会与哥老会为何均自称“洪门”，《通史》做了阐述。哥老会初期，主要在长江中下游从事抢劫和走私食盐等活动，与在京杭大运河同样从事同样项活动的漕运水手行帮在苏北相遇，后者自称青帮，前者遂自称“红帮”。在咸同年间，天地会的势力和名声远超哥老会。因天地会自称“洪门“，为了扩大自身影响，哥老会改称“洪帮”。咸丰、同治年间，天地会因多次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失败，主要首领被捕杀殆尽，少量骨干则逃亡海外，仅在在两广和海外尚有遗存，发展处于低潮时期，而此时而哥老会开始湘军渗透。后来有跟随湘军南征北战，其组织在湘军中日益壮大。辛亥革命时期，哥老会和洪门日益融合，相互渗透。到了民国年间，哥老会继续在军营里发展，哥老会中一些文人，为了扩大其影响，纷纷著书立说，宣扬哥老会和天地会均为郑成功所创始，均属洪门，久之，其说法便被人们所认可。但真实历史并不如此，《通史》一一对此做了澄清。
第五，在看待会党的性质问题上，《通史》进行了清晰的梳理。鉴于秘密会党在民国年间，有些蜕变为黑社会，有的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给人们留下了负面的印象。很多人会把清代的天地会、哥老会和青帮等民间秘密结社也误认为是黑社会。
《通史》依据大量档案和文献史料，厘清了会党同黑社会之间的界限。指出清代秘密会党在性质上属于民间秘密结社，是下层民众为了互济互助和抗暴而自发结成的社团。而黑社会则属于有组织犯罪集团，二者在性质上有着本质区别。
总之，《通史》是秦宝琦历经50余年、在搜集整理并运用大量档案和文献史料基础上做出的研究成果。必将在中国社会史领域的研究上，留下浓墨重彩。
本文作者系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审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