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罪谁，也别得罪文官

北宋的庆历改革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其实原因在于北宋开国以来，冗兵、冗官已经体系化、刚性化，所以虽然财政负担加重，几乎让王朝运转难以负荷，但是只要是触及冗兵、冗官体系的改革措施，也就是范仲淹启动的整顿行政组织，就不免遭受冗官体系的反诘。

反对者将范仲淹及其得力臂助描绘为朋党，这就成为了最为险恶的政治构陷。因为朋党政治对于晚唐政治的崩坏，是与藩镇割据相提并论的，再往早前追溯，皇帝不难想起诸如梁冀、董卓和霍光。

不仅如此，因为改革涉及到裁撤大量既有的冗官，以及堵塞未来新增冗官的管道，这对于读书人的利益冲击是相当大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晚唐的政治分裂局面下，读书人其实仍然可以到藩镇供职，来解决仕途出路问题，而范仲淹在这个问题上的大刀阔斧，显然对于读书人来说就是最明白无误的伤害。

唐末和五代，中原的世家豪族遭遇了灭顶之灾，这也为北宋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寒门士子崛起创造了条件。北宋政治上对于士大夫的宽待，尤其是赵光义在位期间为了修补得位不正造成的合法性问题，加倍提高了科举录取人数，这些都推动了士大夫开始至此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政治阶层，利益独立化倾向更加明显。

正是因为此，士大夫绝不接受认可任何可能以及已经伤害自己利益的改革举措，哪怕有益于皇权统治和国家运转。而他们回报皇帝的方式，就是借由儒学经典，加紧推动言官政治的发展，使之几乎发展为清流政治，这对于士大夫利益的保障更为到位。

但言官政治、清流政治，很难反省士大夫成员在充任具体的军事、地方治理、财政等管理岗位上的无能为力。

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哪些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宋神宗年间颁行的变法，也就是俗称的王安石变法，就变得颇为危险。

王安石变法的第一项是均输法。此举是为了平准物价，后来被市易法所取代。改革的目的是避免物价波动，给富商大贾操纵物价从地方上供朝廷的物品中牟利。毫无疑问，此举本质上就意味着损害富商地主群体，也就是士大夫阶层部分成员的既得利益。

第二项是青苗法，类似于现在的农村小额贷款。也就是在春夏播种季节，政府贷款给农民，收成后收两分利息。此举是为了平抑农村中的高利贷。在北宋，政府为了养活冗兵冗官，征收了比较高的税收，再加上农民需要向地主缴纳的地租，就使得生活变得非常困苦。

不仅如此，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梁庚尧在其代表作《北宋的改革与变法：熙宁变法的源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所提到的，青苗法更重要的目的是抑制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最终必将倾覆封建王朝的统治，这是士大夫都承认的事实，但士大夫阶层虽然都自诩为积善之家，但每个人都不愿意放弃土地兼并经营的高额地租收益，以及进一步扩大兼并的前景。

第三项，农田水利法。民间将兴修水利视为积善行德。熙宁二年（1069）颁行的农田水利法，目的在于履行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功能，也是适应南方地区成为国家税收主要板块的应时之举。如书中所说，但这方面的改革成效，确实因为各地的旱灾、洪涝等自然灾害而大打折扣。

第四项就是保甲法。王安石想做的改革，并不仅仅是通过有限的民间自行结联来提高治安水平，更重要的是将保甲与募兵相结合，从而从根本上破解冗兵的难题。

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熙宁二年在推行保甲法的同时，也裁撤了大量的禁军、厢军，至熙宁九年总共裁撤了36万多人，剩下的禁、厢军总数是79万。但保甲兵员的质量其实也很差，哪怕是用于运送兵粮，也没能很好地履行职责。

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冗兵的裁撤在和平时期，要比清减冗官更容易，原因是前者没有话语权。

第五项是更改贡举法。熙宁四年（1071），宋廷废除明经、诸科，仅余进士科。进士科废考诗赋，考经义、论、策。

这其实是当时政治环境下，所谓的守旧派与革新派的共识。在那之前，司马光就主张废除诗、赋考试，还主张省试取消帖经、墨义，加考经义，殿试加考时务策。

有意思的是，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当时仅有苏轼认为应当保留诗赋考试，因为自古以来就如此，虽然诗赋没有什么用，但通过这样的考试选拔的人才也出现了不少忠臣、名臣。

熙宁六年，更是设立了新科明法科，改考刑统大义及断案。

但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在改革中加入私货，也就是用自己的学说《三经新义》来作为天下学校教学和科场考试的标准。

第六项是太学三舍法。也就是将太学生划分为外舍、内舍、上舍，自下而上，上舍生学行优异，则予以授官。此举的目的是将政府需要的人才，纳入系统化培养的轨道。但如前述，由于王安石将《三经新义》作为太学教材，所以争议就变得很大。

当善法变成恶法

第七项是募役法，也就是原来有差役任务的人家可以出钱免役，而原来没有差役任务的人家出助役钱，贫户免征。收上来的钱用来雇人重役。

此举目的是增加基层尤其是农村的治安、工程等公共用品的人力供给以及经费来源，但如书作者所说，在当时的管理和技术条件下，逐渐变味，原先不必承担差役的贫弱下户反而需要出钱来承担差役责任。

第八项是市易法。这可能是王安石变法最为现代的改革举措，也就是建立“市易务”，打破钱庄居间垄断、操纵价格，为商户提供便利融资。不仅如此，“市易务”可以发挥产业功能，买下外地客商运送到京师的货物，然后再依照政府所定的时估价格，转售于市场。毫无疑问，如果操作得当，这意味着“市易务”可以从民间钱庄、大型渠道商那里分得相当丰厚的经营收益。

王安石在设计这项改革时，向宋神宗夸过海口，认为这项改革必然会使得国家富强。

但市易法改革带来的问题，甚至比成效还要突出。一是由此带来的机构扩张，反而进一步增加了冗员。二是扩张的“市易务”，开始增加税费征收，加重了民众和商贩负担。三是不但没有真正意义上消除民间的高利贷，而且“市易务”干脆变异为一个官办的高利贷机构。

王安石变法的其他举措还包括保马法（委托民众养马，节约政府牧养军马的经费），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打击富家隐瞒田亩、逃避赋税，确保税赋公平）、军器监法等。

错信投机主义者？

正如《北宋的改革与变法：熙宁变法的源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这本书所谈到的那样，王安石变法，规模宏大，目标高远，很多举措都针对的是北宋期间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弊端，也考虑到基层民众的生产生活困难，但这些举措过于集中地推出，就导致了原本可能与新法站在一起的很多士大夫，集中成为了对立面。

如前述，王安石变法肯定要触动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但并不是说所有士大夫尤其是掌握话语权的士人精英都会反对所有举措。如果改革首先选择那些争议较小、实施难度并不是那么大的举措，那么，宋神宗和王安石其实仍可以从守旧派中分化出部分助力。

归根结底，王安石变法招致士大夫阶层几乎一致性的反对，除了前述的利益立场问题，还有就是王安石变法在解决财政危机方面，突出地设计了很多开源举措，而且没有考虑实施不当所可能造成的民众负担加剧等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初司马光与王安石辩论理财的方针究竟应侧重于开源，还是节用，其实双方争论的真正问题在于，在节用无效的情况下，宋廷开源是否会突破民众负担的极限。王安石对于新法的效力毫不怀疑，即便其长期的基层任职经验，使得他对于政策到了基层必然变异、走样，也坚信打了折扣的政策也要比不改革更好。而司马光则没有这份信心。

也正因为新法的反对者太多，所以这确实使得宋神宗和王安石更有紧迫感，希望加快实施，用实践效果来堵上反对者的口，这也使得他们轻信了很多政治品格低下的投机主义者。

所评图书：

书名：《北宋的改革与变法：熙宁变法的源起、流变及其对南宋历史的影响》

编著：梁庚尧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24年6月

供稿人：陈　麟
初审：戴佳运
复审：陈　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