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是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形成的。1963年，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浙江选择诸暨、萧山、上虞等县作为“社教”试点。诸暨县（现诸暨市）枫桥镇经过集体讨论，决定采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对“四类分子”进行改造。这项经验经由公安部汇报后，被概括为“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

2003年，浙江省“枫桥经验”纪念四十周年大会召开。十八大以后，“枫桥经验”的坚持和发展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

“枫桥经验”的内核其实就是相信群众，发动群众，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

新出版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发展与理论构建》一书，刊录了2023年11月23日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理论研究会上的多篇专文。全书分为四编，从营商环境保障、多元参与共治、民事司法完善、机制创新审思四个方面展开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不同面向，具体覆盖了讼源治理、多元解纷、基层治理等不同话题，结合了人民调解、司法确认、小额诉讼等多项制度，对“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呈现状态、发展路向进行了深刻归结和展望。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其才在《“枫桥经验”与发挥村规民约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作用》一文中讨论了，如何有效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指针，更好地发挥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尤其是矛盾预防化解中的作用。

通过乡规民约来化解纠纷，这是中国古代很多历史时期以及国外不少地方降低公共治理、司法审理成本，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的经验。而新时代的村规民约，除了吸收传统乡村共同体的治理经验，比如对常见的邻里矛盾的调处、传承良善文化、维护乡村治安外，还加入了实现基层民主、管理公共事务、分配保护财产、保护利用资源、维护环境卫生、推进移风易俗等目标。如书作者所指出的，村规民约往往能够比较好调解日常纠纷，这与国家法律的确认、社会环境的支持分不开，也与乡村固有的自治传统的发扬、村民集体认同心理的支撑有关。

但书作者也谈到，村规民约在化解纠纷方面也存在一些消极作用，甚至与法律规定相悖。实际上，一些基层地方的村规民约沿袭了封建、近代时期的一些传统做法，比如对违反村规民约的村民的处理，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又如有的村规民约并未经过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的广泛讨论，而主要由村干部商量决定。

这就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意义所在，也就是虽然与古代、近代一样都是在推行村规民约，但现有的村规民约应当确保与宪法、法律、政策的基本原则一致，基层政府尤其是法治部门应当做好对村规民约的过渡指导，并监督村规民约的合法性运行。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英姿在《完善司法确认程序，促成“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长效机制》一文中谈到，尽管近年来，我国多元解纷机制取得了长租发展，非诉讼解纷方式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已经卓有成效，在社会风险易发领域，非诉讼解纷渠道的制度化已经基本成型。但仍然有待于人民法院强化司法审查机制建设，使得非诉讼解纷方式能够比较好地纳入法治化处理的轨道，能够使得社会矛盾的处理遵循实体法逻辑，确保矛盾纠纷的解决不损害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合法利益，对于矛盾纠纷双方的利益处理不损害公平原则。

所评图书：

书名：《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发展与理论构建》

主编：景汉朝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8月

供稿人：陈　麟

初审：戴佳运

复审：陈　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