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人们之间互相嘲弄，已经成为常见现象，这也被文人界定为雅事。当时有品评人事的风气，士大夫领袖点评人士，一些受到推举、奖拔的对象会因此名闻天下。

受此风气影响，一些名流即便被讽刺、嘲弄了，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同样的方法回击，而不是勃然大怒寻求报复。苏则为人正直，在朝敢谏，连魏文帝曹丕也对之畏惧三分，但他的同乡吉茂却敢于嘲弄他“仕进不止执虎子”，正如《中国笑话史》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这种玩笑已经接近于污蔑了，但苏则也不计较，而是反过来说吉茂仿佛是推独轮车的，费力而进展缓慢。

季汉和东吴两朝也依然盛行恶作剧式的笑话。《三国志》记载，诸葛瑾面长似驴，孙权就跟他开玩笑，在大宴群臣时让人牵着一头驴进入，还在驴身上写下诸葛瑾的名字，现场顿时充满着戏谑的欢笑。而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则拿来笔，在驴身上的诸葛瑾名字后边加了“之驴”，大家顿时被诸葛恪的急智所折服，这头驴就赐给了诸葛恪。

刘备取西蜀后，因为天旱歉收，所以禁止用粮食酿酒，还规定私藏酿具者与酿酒者同罪。与刘备多年亲厚的老臣简雍一次与刘备同行，看到有男女同行，就提议拘捕对方。对方愕然，询问理由，简雍说，同行男女已经有行淫的工具，所以应当视同已经行淫。刘备大笑，很快取消了之前设定的私藏酿具者与酿酒者同罪的律令。

当然，有些情况下，如果恶作剧过头了，说笑话也是要带来大麻烦的。《中国笑话史》书中谈到，《后汉书》中就记载，孔融在曹操灭掉袁绍的势力后，给曹操的信件中写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找不到这个记载的根据，孔融就解释说，“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实际上，袁绍病死，曹操攻下冀州后，曹操之子曹丕就霸占了袁绍的儿媳甄宓，孔融就以这样一个冷笑话来嘲弄曹家“饥不择食”。类似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最终曹操不再忍耐，就处死了孔融。

汉末、三国的嘲弄、讽刺、恶作剧层出不穷，当时就出现了文人编纂的《笑林》，专门收录笑话。如《中国笑话史》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很多版本的故事经过文人整理，显现出笑话创作技术的提高。这种风气延续到晋代、南北朝，最终涌现出标志着中古时代士大夫趣味的笑话全集《世说新语》。

《中国笑话史》一书出自著名文化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教授王学泰。这本书追溯了中国笑话的发展，发掘了《易经》、《诗经》、《左传》等典籍中收录的笑事，指出春秋时期，社会逐渐活跃，人们交往增多，社会生活丰富，书写和记述事情能力和技术的进步，这些为笑话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书中进一步指出，战国时期，传统价值理念崩塌，政治秩序混乱，诸侯争霸，诸子百家的著作中也出现了大量的笑话。当然，很多笑话本身是旨在引人一笑，加深对于思想家阐解的观念道理的理解。诸如孟子所讲的“五十步笑百步”、“月攘一鸡”、“齐人有一妻一妾”等笑话，墨子所说的“楚王好细腰”笑话，《列子》等道家作品中也纷纷讲述了颇具哲理思辨性的笑话，至于韩非子更是创作出一大堆嘲弄郑人的笑话。

这本书也探讨了自古至今的笑话原理，认为笑话要产生引人发笑的效果，可以从三种角度切入，首先是让人产生优越感，营造滑稽可笑的人物；其二就是营造冲突，惹人发笑；其三就是营造一种期待，然后在叙述中打破这种期待，带来听众的欢快之感。

而具体实用的方法，无论是书面表达，还是人际交往场景中，抑或是专门的脱口秀、相声表演中，包括四点：说笑话者位置要低，要站在比听众低的位置，不能高高在上教训听众；“只要对景就发笑”，也就是指出沟通、表演现场具体的人或事的违和特点，通过现挂来达到引人发笑的目的；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笑话的铺垫或者说包袱不能太厚，也就是必须相对简单来便于听众领会。

所评图书：

书名：《中国笑话史》

作者：王学泰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4年10月

（供稿：林晨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