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的崛起，绝不仅仅是因为高水平的军事征伐能力。

战争不仅是残酷的，而且哪怕是对于胜战一方也是巨大的消耗过程：人员、资源，皆是如此。

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代的其他很多国家，乃至近代、现代，制约战争进程和范围的关键因素就是人员和资源的消耗效率以及总量极限。

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帝国展现的征伐特点在于调用所有可以调用的资源，来支撑更长的战争。蒙古帝国西征过程中，多次出现屠城，但次数并不太多，其目的主要是震慑抵抗者，以及强迫投降者上贡经济资源。不仅如此，蒙古帝国会要求放弃抵抗的城池、部族，挑选出青壮年填充到预备队之中，此举使得战争损失的兵力得以补充，而且已投降的城池和部族的人质握于帝国之手，由此稳固了后方。

当然，如果蒙古帝国征伐中，对于部分虽然投降但判断后续统治难度较大的地区和城池，也会选择杀戮，避免将这些地区和城池的资源被敌对方获用。这也是中亚地区的南部，也就是吐火罗、呼罗珊和伊朗为核心的地区，在当时迎来了最残酷杀戮的原因。

为了将已占领地区作为继续养战的基地，蒙古帝国在中亚建立了部分制度，包括总督制、户籍制，目的是收取税收和贡品，然后按照蒙古本部的传统建立驿站。蒙古帝国被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亲和商业，驿站确实起到了稳定商路的作用，但要看到驿站本身是传递军政信息，而亲和商业则在于尽可能增加税赋。

历史作家郭建龙在《元朝理财记：从成吉思汗的崛起到元朝的衰亡》一书中谈到，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帝国从已经占领的中国北方部分地区，再到中亚地区，采取了中亚的财税制度，也就是重视人头税和商业税，这种方式依托于城市和商业，也便于在占领地进行分包，也就是对于每个占领地分包给包税人，由蒙古占领军为包税人的征收提供军事保护，而后者在缴纳依约缴纳部分后，自己可以获得巨大利润。不仅如此，包税人自己往往还帮助蒙古驻军长官进行放贷，刺激商业发展，由此产出了更多的钱。

此举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税、人头税和徭役相结合的财税体制。中国传统的财税体制，必须同时清查人口、户籍和土地数据，这不仅具有较高的操作难度，而且世家大族和官员往往会设法隐匿人口，再凭借身份特权获得对其占据的田亩免税的待遇。这也是中国很多王朝发展到中后期陷入巨大的财政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

郭建龙对照指出，中亚的制度复杂度较低，可以在短期内压榨更多税额，提倡商业，有助于金融发展，但缺点很明显，皇帝和包税人都成为加重纳税人负担的压力源；而中国中原地区的传统税制，对于农民的友好程度较高，但征收难度大，且抑制金融发展。

由此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从成吉思汗时代，到后来的元朝诸帝，蒙古帝国都非常喜欢任用中亚商人担任自己的税务官、财政官员，而汉化程度较高、秉持了传统儒家爱民观念的女真族、契丹族、汉族官员，在蒙古帝国权力体系中基本上处于边缘位置，比如耶律楚材。

蒙古帝国建立的这种以战养战财税体系、资源组织和调用体系，原本是非常高效的，尤其是在蒙古军事能力的震慑下，无论是各族商人还是工匠、农民以及原先的各族贵族，都因此保持着服从。

但随着成吉思汗的去世，汗国已经隐隐出现多个权力中心，成吉思汗四子各自都有封地，继承汗位的窝阔台获得了中央直辖区辽阔的疆域，却没有足够的军队，为了确保其他兄弟以及蒙古贵族的认同，不惜多次耗空国库来施加赏赐。成吉思汗幼子托雷虽然没有成为继承人，却继承了80%的军队，这也使得汗位此后进入窝阔台系和拖雷系的争斗之中。

窝阔台当然希望建立中央集权体系，为此构建了宏伟的都城哈拉和林。维持捍卫合法性，他也继续发起征战。这些带来的最突出压力就是原有的财税体系无法担负。书中谈到，耶律楚材帮助窝阔台稳定财政，希望在中国北方建立起类似于辽、金的稳定财政体系，但财政缺口过大的压力最终还使得窝阔台引入了色目人，用包税制来攫取中原地区的财货。

忽必烈在争夺汗位过程中，事实上加速了蒙古帝国分裂的进程，由此换取其他汗国对于所谓正统汗国的支持。如书中所列举谈到的，忽必烈最初致力于进行正式的制度建设，在手下儒士的建议下，建立以中书省统御行政、枢密院管理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的格局，而在地方最初建立起的若干个宣抚司。

为了解决财税问题，忽必烈效仿宋朝发行纸币宝钞。这些帮助忽必烈巩固权力，整合了中国北方的资源，用传统中国化的方式来打败中国南方的宋朝政权。

如《元朝理财记：从成吉思汗的崛起到元朝的衰亡》书中所谈到的那样，在灭宋战争之前，忽必烈的权力对手阿里不哥投降，但蒙古贵族也开始批评忽必烈偏离传统，变成了汉人附庸。“在这样的背景下，忽必烈抛弃了前期的做法，决定建立一个掌控在蒙古人手里的国家，这个国家根植于汉人的资源之上，却不能让汉人分走太多的权力”。因此，汉人开始快速失去之前在忽必烈政府中的崇高地位，蒙古贵族以及色目人、畏兀儿人、乃蛮人则曾为权力体系中的最高成员。

阿合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为忽必烈挑中的财税主官。如书中所梳理谈到的，阿合马首先从盐铁买卖入手，竭力发掘这其中的征税潜力，甚至规定居民每家每户的食盐份额，未达消费份额也需依照既定份额缴税。

阿合马的更有名举措就是帮助忽必烈在新占领的原南宋统治区，以新发行的中统钞1:50的比例兑换南宋发行的会子，但新旧两种货币的购买力其实相当，这意味着江南地区民间的财力被忽必烈攫取了。阿合马还教会了忽必烈以及其之后的元朝皇帝如何挪用纸币发行的 储备金。

阿合马之后的卢世荣、桑哥等人也延续着原有的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增加税收品种，挖掘税收征收额度并强迫民间遵守，并不断通过发行新钞并强迫旧钞兑换，然后快速实现新钞贬值的方式，导致元朝统治区内民间财富一直处于“失血”状态。

《元朝理财记：从成吉思汗的崛起到元朝的衰亡》书中用了较多篇幅讨论了忽必烈之后的元朝皇帝始终面临的财政困局：一个强大的军政王朝，存在着大量的军功集团，以及色目人等组成的财税、商业特殊利益集团，因而需要不断通过敛财来满足消耗。虽然个别皇帝和大臣希望扭转这种充满着随意性和压迫性的政策，重新建立正规的行政和财政制度，但其努力往往无法获得统治集团大多数人的支持。

书名：《元朝理财记：从成吉思汗的崛起到元朝的衰亡》

作者：郭建龙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2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