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0年，吕后“驾崩”，刘氏宗亲连同勋贵诛杀诸吕。刘氏诸侯王中，所婚配的吕氏女及其诞下的刘姓子嗣也“不约而同”迎来暴毙。

勋贵并不希望迎立汉高祖刘邦的长房长孙齐王刘襄。刘邦庶长子刘肥诸子，在诛杀诸吕过程中立下大功，功勋卓著，而刘襄作为刘肥的长子，一旦即位，将必然导致勋贵在政治上被迅速陷入边缘化，诛杀诸吕的功劳也会被忽略不计。因而，勋贵以刘襄的舅舅凶横为由，认为刘襄不是合理人选。

如果场景换到明代，如果明太祖朱元璋死后也出现了类似的选储难题，勋贵集团也不会选择军功最高、年龄最长的燕王朱棣。

汉初勋贵选择了代王刘恒。刘恒在高祖和吕后时期，算得上是政治上的小透明，其母亲薄姬以及母族薄氏都十分低调，这被认为易于掌控。

刘恒被成功迎立后，通过安抚勋贵，安插亲信得以掌控局势，但很快就显露了自己的锋芒。诛杀诸吕的首功者周勃获任丞相，很快以列侯归国的名义免职，之后，文帝刘恒以周勃在家披挂战甲、接待客人时手拿兵器存在谋反嫌疑为由，将周勃下狱。周勃不得已托人找到薄太后，最终才得以释放。

文帝在位期间致力于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厉行节约，并改革汉朝继承的秦律中的严苛条文尤其是废除肉刑。他还致力于安抚南越，派人修复了真定的赵佗祖坟，并致信赵佗，最终推动南越撤掉帝号，获得事实上的自治地位，以汉朝分封的王国名义存在。

汉文帝为抵御匈奴带来的边境威胁，采用整体性防御政策，招募内地百姓充实边地，建立事实性的屯田，还在边地建立马苑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匹。这些为后来武帝时期汉朝大规模对匈奴用兵打下了基础。

文帝在历史上广受赞誉，被认为是圣明之君，但对待周勃等非代国系的功臣的态度上，就不失刻薄。新出版的《史说汉文帝》一书指出，文帝刘恒对于代国“从龙”旧臣的态度，就非常宽仁，甚至几近纵容。比如对于张武受贿，不仅没有严厉处罚，而且还拿出皇家府库的钱财给他，说是要让张武羞愧感悟。

文帝的舅舅薄昭被封车骑将军，在其封地，薄昭之侄薄贵仗势欺人。文帝派出朝臣钟毓前去处置，处斩了薄贵。得知此事，薄昭将钟毓掳回府中予以虐杀。在这种情况下，文帝亲自祭奠钟毓，迫使薄昭自杀。文帝还宠幸纵容诸如邓通等人。对于文帝纵容亲贵、亲信的作风，历代史官也持批评态度。

刘恒对于异母弟、淮南王刘长也采取了纵容态度。刘长多次违反法令，甚至因私忿打死辟阳侯审食其，对此文帝也没有追究。刘长因而更加骄纵，频频违法犯禁，以至于走上谋反道路。刘长因而被处罚剥夺王号，流放过程中绝食而死。对此，文帝十分悲痛，下令杀了押送囚车的吏卒，还将刘长的四个儿子先后封侯、封王。当然，也有史官认为，文帝此举采取的是类似于“郑庄克段于鄢”的捧杀策略。

《史说汉文帝》书中在谈到汉景帝刘启时指出，景帝秉承父亲俭朴之风，但“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景帝刘启在做太子时，就曾失手致死吴太子，这是七国之乱的重要起因。移动互联时代，“鬼畜”创作up主纷纷将刘启称之为“大汉棋圣”，与大明战神朱祁镇并列。

景帝不喜太子刘荣，将之贬为临江王，又因捕风捉影之事将刘荣交由中尉府处置，“任由（中尉）郅都横加责讯而不予过问，以至于刘荣连给父亲上书谢过的机会都没有，最终导致一个颇受民众爱戴的藩王枉死”。对待自己的儿子如此凉薄和冷血的帝王倒是不少，但很少出现在以宽仁著称的帝王身上，景帝刘启创造了这样一个难堪的记录。

景帝刘启刻薄寡恩的另一个实据，就是对待晁错。晁错推动削藩，而景帝予以采纳，引发七国之乱，这只是表面现象。从汉高祖兼用分封制和郡县制，到文帝纵容诸侯，其间还有文帝刘恒上位时勋贵罔顾刘氏宗亲诛杀诸吕贡献、刘启自己误杀吴王太子的往事，七国之乱本就是不可避免会发生的结果，并不能一概解读为晁错献策失当。以景帝的政治智慧，不难看出吴王反叛的真实原因，却一厢情愿地以为杀死晁错可以暂时平息诸侯作乱，而且对于晁错的诛杀非常暴烈残酷，不由分说。所以，当举起反旗的吴王听闻景帝杀死晁错的消息后，也不禁予以嘲笑。

在对待平息七国之乱的最大功臣周亚夫问题上，景帝采取了折辱臣下尊严的态度，导致周亚夫在诏狱府中被反复揶揄侵迫，最终绝食五天，呕血而死。两汉末年，均发生了权臣侵辱弱帝之事，社稷因而倾覆，但这何尝不是景帝辱臣的因果呈现呢？

书名：《史说汉文帝》

编著：乔继堂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