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信息爆炸、知识传播加速的背景下，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之间的互动日益密切——学者的研究为新闻报道提供内容专业性和深度支撑，而媒体报道则帮助学术成果在更广泛的公众中传播，尤其是在社会热点事件、热点群体的研究和报道方面。然而在内容的使用与分享过程中，学者“学术贡献”界定和著作权的归属可能会引发争议。近日，一起学术成果与新闻报道之间纠纷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知名新闻媒体《人物》杂志发表声明称，其发表于2020年的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为完全原创内容，指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孙萍在讲座、公开活动等场合以该报道“原作者”“原始研究者”身份出现，认为此举削弱了报道撰写团队的原创性。之后孙萍在自媒体发文称“本人从未在任何场合、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表述该文为本人所写”。但根据一些截图和信息，孙萍在部分活动场合确实曾被活动主办方称作该报道的作者。该报道直接涉及孙萍的访谈内容与学术研究的文字占全文不到10%，引用内容字数比例较低，若对孙萍冠以“原作者”之名，显然不无争议。同时《人物》杂志指出孙萍过去在公开场合使用“原作者”“原始研究者”“基于孙萍的研究结论”“基于孙萍的田野研究”等措辞，这些表述模糊了记者的独立、原创权益。

“原作者”之说的确存在夸大，但目前学术研究成果和科学数据在学界和新闻媒体之间也确实缺乏统一的使用规范和写作准则，类似“基于某学者的研究结论”“基于对某专家访谈”的措辞，进一步模糊了学者与记者的贡献。在《人物》的报道中，孙萍输出的字数不多，但其中蕴含的观点性、独创性、前沿性等却难以评估。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物》杂志与孙萍之间争议的核心是在新闻报道以学术研究成果或科学数据为文章主要的基础或观点时，如何再根据观点和内容贡献的多少来定义内容权益的归属。这一争论揭示了数据出版在学术出版和以新闻报道为代表的大众出版中的缺位和重要性。

数据出版，也称科学数据出版，是涵盖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数据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数据。其中，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数据通常有实验数据、调研数据等等，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科学数据通常包括访谈内容、田野调查记录等，也包括可作为文本挖掘对象或语言大模型语料库来源的传统科技文献资料，如期刊论文、专著、研究报告等。数据出版最早应用于学术出版，是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支持研究结论的一手数据和过程资料，即“原生性”的，不代表任何观点和结论的科学数据（通常也被称作原始数据），使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中被共享、评议和重用。在自然科学及部分社会科学领域，数据出版早已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田野调查、民族志研究、深度访谈等数据却很少被视为“数据集”而公开出版。使用相关研究方法的学者往往只通过论文来呈现研究成果，支撑论文的科学数据（如访谈记录、田野调查过程实录等）缺乏对外的公开出版机制。新闻媒体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虽然许多报道以学术研究成果或科学数据为内容基础，但通常只停留在“引用”层面，在新闻报道中使用他人科学数据的行为缺乏统一的规范。孙萍是国内早期研究外卖骑手生存环境的学者，她的研究为《人物》的报道提供了观点和内容的支撑，若无她的科学数据和基础观点支持，该报道或将难以成文。但由于孙萍老师过往研究成果的科学数据并未公开出版，其在报道内容中的“原始贡献”就难以得到量化与界定。这时数据出版便显得尤为重要。

《人物》杂志本次事件揭示出国内学术界与新闻媒体在数据出版意识上的不足和数据出版机制的缺失，尤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何为“科学数据”这一问题上存在模糊的认知。在科学研究中，实验数据、观测数据、问卷数据等早已作为研究成果的关键组成部分，可以被公开出版，经得起同行的评议和数据的重用。但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访谈、田野记录等原始材料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出版机制，许多研究者并未将这些内容视为“可出版的数据”，甚至认为这些数据无须公开。因此当新闻媒体在内容创作中引用学术数据时，难以追溯其来源及版权。以新闻媒体为代表的大众出版主体也同样处于这种困境中。新闻媒体通常关注内容的可读性和时效性，对科学数据的保存和出版缺乏足够重视。例如《人物》杂志在引用孙萍的研究内容时，视其为普通的信息来源而非独立的知识产权主体，忽略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客观性、专业性、观点性等，从而忽视了学术贡献的完整性，这种做法虽然满足了新闻报道的需求，但在涉及学术版权和内容原创性时却极易引发争议，尤其是新闻报道的撰写和发表过程中，新闻媒体的立场本应中立，但如若没有明确的观点输出，所谓“特稿”的新闻报道便如冲泡多次的茶水一样，寡淡无味。

数据出版在厘清内容原创性与贡献归属中有着独特的价值。现行著作权法律多遵循“保护表达不保护思想”的原则，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特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的出版模式、数据保存与传播成本等原因，多数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并不需要在投稿与发表时向期刊编辑部提交关联的科学数据（当然，也存在整个创作过程都没有采集或创建关联科学数据的情形），新闻报道为了追求数量和速度，也面临这个问题。学术出版如若与新闻报道联合产出成果，学者和新闻媒体的内容贡献往往难以一目了然，数据出版可以通过公开科学数据来呈现内容的完整性。对于学术研究而言，数据出版还可以作为学者保护原创成果和声誉的工具，如果学者输出的科学数据在媒体报道中确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把学者的研究成果当作出版数据的一部分重新再出版，那么从遵循学术规范的角度出发，把学者列为新闻报道的作者也理所应当。通过数据出版，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可以在信息共享的前提下明确权责，避免争议。新闻媒体的数据出版能帮助新闻报道获得更充足的数据支撑，使报道内容具有更高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学者也可以根据新闻媒体已出版的数据，进行数据的重用，产生新的学术成果。这种双向开放的框架有助于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共同进步。

数据出版对学术研究和新闻媒体有着双重益处。对学术研究而言，数据出版不仅帮助研究者展示其研究的透明度，还可以推动数据的再利用，使得学术成果更具延展性，更容易被新闻媒体注意和使用，新闻媒体使用后，亦可发掘出新的学术研究角度，还可增强学者或研究团队本身的公信力和名誉。对新闻媒体而言，数据出版意味着报道的真实性和深度的增强，帮助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增加数据支撑的可信度。新闻媒体内容直面大众，更要接受同行的评议和用户的审视，做好数据出版就是接受审视最好的方法之一。澎湃新闻在今年的记者节献词中写道：“当下专业记者最核心的价值，不再只是提供信息，而是直面质疑，经受审视……”记者与学者一样，都应接受多方的评议，不仅是对新闻报道本身的价值审视，背后的科学数据更应经得起同行和用户评议。新闻报道如果有了完善的数据出版机制，可以督促记者脚踏实地推进深度调查工作，提高新闻报道质量，这也是记者保护自己权益、新闻媒体保证自身规范性的良好方式。新闻媒体若能将数据出版作为一种常态化的操作，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学术支持，还能够在报道中更加合理、规范地使用学术数据，从而提升其内容的可信度和社会影响力。在数据出版的框架下，学术研究与新闻媒体可以构建更为清晰的知识共享机制，使双方的内容贡献尺度更加透明化，可以明确判断出学者究竟是为文章提供了独创性内容，应被列为主要作者之一，还是仅被引用了科学数据，没有创作上的贡献。

数据出版在维护内容原创性和明确学术贡献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其发展仍面临多方面障碍。首先，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对数据出版的意识较为薄弱，尚未普遍认识到访谈、田野调查等科学数据出版的重要性。因此应加强数据出版理念在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中的推广，并推动学术机构和新闻媒体在内容创作中注重数据的规范化管理和公开。针对目前的问题，可以通过建设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特定学科的预印本平台来解决。此类预印本平台可以支持数据出版，帮助新闻媒体存放支持新闻报道的科学数据，也有一般预印本平台内容新、发表快、存证性、“低⻔槛”和后评议等优势。在这样的基础上，如若在预印本平台上出版了学术论文和新闻报道的科学数据，不仅可以“既保护表达又保护思想”，还可以加强学术伦理和新闻伦理的建设，提升学者和记者的自我约束，在自身参与“署名”的科学数据收集、整理、过滤等过程中对原创性、创新性、严谨性坚守更高的自我追求、自我品鉴和自我监督，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新闻报道的质量。

《人物》杂志事件揭示了数据出版在学术出版和新闻出版领域的重要性。通过数据出版，学术界和新闻媒体可以更加清晰地划清受访者与作者的界限，减少学术伦理、著作权等方面的争议。在当今知识共享的时代，数据出版不仅是学术出版的一种责任，也应当成为新闻报道的一种义务。未来学界与新闻媒体可以通过共同推动数据出版制度的落地，建立起更为开放、规范的数据共享机制，为学术出版与新闻报道的合作提供更为科学的制度保障。相信随着数据出版的逐步推进，新闻报道中类似版权归属之争将得到妥善解决。

[作者简介]

张小凡，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助理研究员，电话18601313083，邮箱；zhangxiaofan@pku.edu.cn；

曹培培，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市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一审：戴佳运  二审：陈麟  终审：张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