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采写整理
编者的话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日益崛起,中国理念、中国价值观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想了解中国、读懂中国的海外人士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走出去”工作,要求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文化软实力,出台了成体系、大力度的“走出去”政策。因此,中国新闻出版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主体与核心,让优秀的文化实现良好的传播和交流,推进知识的分享、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传承,以及民心的相通,可以说是出版人应有的情怀和应尽的责任。
当下,中国出版业积极践行“走出去”的总体战略,众多出版社全面发力,从版权合作,到联合策划、联袂开发的合作出版,发展到与国外出版机构的深度合作,如共同设立合作公司、海外并购联营等,中国出版已经形成了版权、实物、资本,包括文化交流的立体国际合作形态,并开始自己的国际出版平台、渠道和品牌的建设,探索海外营销、发行、传播新模式。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作为家门口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平台,更是各个出版机构大显“走出去”身手的舞台。
在今年BIBF召开前夕,本报记者采访了在“2019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中排名前30的出版企业,还有在“走出去”领域做出自己特色的出版机构,请他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希冀给业界以启发。
出版“走出去”,关键在讲好中国故事
■辛广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人民出版社作为全国最大的政治类公益性出版社,出版“走出去”工作立足于主题出版,讲好中国故事,获得国内外同行广泛认可,在中国文化出版走出去领域名列前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中国治国理政的理论基石,也蕴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思考。顺应国内外读者的需求,人民出版社推出一批优秀著作,并进行了多语种输出。2017年出版的《习近平讲故事》已经输出22个语种的版权,2019年出版的《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也将追随这一步伐。总书记讲述中国故事,本身就是中国故事的高级表达,市场的积极反馈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平天下——中国古典政治智慧》《平天下——中国古典治理智慧》《学习关键词》等作品也各有不俗表现。此外,对习近平思想的权威解读与研习的著作,如专家何毅亭的著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在海外也受到广泛关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单行本)(繁体版)在我国港台取得了2万余册的销量,《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十九大精神十三讲图解版》等的越南语等版本也得到良好反响。
共产主义理论及研究著作、党的建设及党的执政能力相关图书的“走出去”为塑造中国共产党良好国际形象起到积极作用。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俄文版、《后马克思主义读本理论批评》《追寻马克思》《理解马克思》等英文版、《资本论》繁体版等在马克思研究领域展示了中国的研究成果。“中国故事系列”图书(共10种)英语、韩语、阿拉伯语和印地语版与读者见面后效果良好,其中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英文版销售超过2000册,说明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已为世界关注。
关于反映中国在维护国际正义斗争中不怕牺牲、艰苦付出精神的图书,如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共同策划的《共抗法西斯》,英语、德语版的《人类的记忆——南京大屠杀实证》等也受到海外读者关注。
向世界介绍中国改革开放成就,是人民出版社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社不仅输出了大量的改革开放的综述性图书,如《中国开放30年》《朱镕基答记者问》《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曾培炎论发展与改革》《中国对外开放40年》《改革开放为什么会成功》等;也着重关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人物篇章,如“中国改革开放元勋画传”系列(包括万里、习仲勋、谷牧、任仲夷和项南5位中国重要改革家的传记丛书)、讲述我国第一位获得诺奖的女科学家屠呦呦生平故事的《屠哟哟传》等;还注重关于中国改革最前沿的著作,如《论新常态》《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及《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一带一路: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一带一路:联动发展的中国策》《一带一路:打造中国与世界命运共同体》等“一带一路”系列图书。这些图书都实现了多语种输出,有的登上当地畅销排行榜,有的成为高校教材,而所有此类图书也成为许多图书馆馆藏。
深耕学术品牌,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
■郭晓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社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民大学社)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版权输出业务,经过20多年的努力,人民大学社在版权输出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连续六届入选由财政部、商务部、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联合评选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截至目前,人民大学社向海外输出版权近3000种,与世界上40多个国家的近百家出版机构和合作伙伴建立业务关系,输出版权中90%以上是人文社科类学术图书,已成功走出了独具人民大学社出版特色的“高端学术国际出版”品牌之路。
从合作伙伴网络和客户资源上,人民大学社发展出多层次和各具特点的客户体系,坚持与三个顶尖出版社合作(世界顶尖、行业顶尖和所在国顶尖),其中既有像剑桥大学出版社、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培生教育集团、圣智学习出版公司、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等国际顶尖的出版集团,也有如劳特里奇出版公司、博睿出版公司等学术专业顶尖的中小型的出版公司。人民大学社的客户网络覆盖了世界主要图书市场,如美国、英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德国、新加坡、新西兰、土耳其、波兰、意大利、韩国、日本等等。优质的版权图书和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人大出版社“走出去”工作进一步的发展夯实了稳固的战略基础。
为了尽可能减少“文化折扣”现象和提升我社海外选题开发和市场营销能力,我社积极推进本土化传播,在以色列、罗马尼亚、蒙古、土耳其、意大利设立了海外分支机构,即在当地通过本土的语言和方式,把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丰富的发展经验等客观准确地介绍给当地读者,以推动他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当代中国。
2016年1月,人民大学社成功在以色列设立了第一家海外分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色列分社是人民大学社依托特拉维夫大学孔子学院设立的分支机构,也是中国出版机构在以色列设立的第一家分社。同年,中国-罗马尼亚学术出版合作中心揭牌仪式在罗马尼亚文化院总部举行。该中心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罗马尼亚文化院共同创立,是中罗两国间第一个学术出版合作平台。2016年10月,人民大学社与蒙古国立师范大学共建中国主题图书翻译出版中心,推动做好中国主题图书在蒙古的翻译、出版发行,以及搭建中蒙之间的学术和文化交流活动。2017年4月,人民大学社出版代表团赴土耳其,与加齐大学共建“中国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刘延东为“中国馆”揭牌,该馆为中土合作建立的首个“中国馆”。这是刘延东副总理访问土耳其期间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和中土文化合作的重要成果之一。2018年6月,人民大学社代表团赴意大利,与路易斯大学(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成立意大利首个“中国馆”,这也是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支持下,继土耳其中国馆之后,世界上第二个中外大学合办的中国馆项目。
人民大学社还承担了多项中宣部对外推广局委托的课题调研活动,为我国“走出去”工作提供意见建议和决策参考。2009~2011年连续4年承担《国外作者撰写中国主题图书》调研活动;2012年组织开展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理念及国际传播研究”系列重大课题调研活动,形成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
中国原创图书海外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
■沈利娜(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国际合作部主任)
近年来,随着中国少儿出版原创能力的增强,版权输出数量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原创童书输出到了海外。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社)作为一家专业的少儿出版社,在这几年的对外版权交流中感受到了中国原创图书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同时也捕捉到了当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一些特点。
首先是区域和国家不同,对少儿图书的关注点不同。以中少总社为例,卡通漫画类图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受到了关注,“植物大战僵尸”系列、“伍美珍漫画嘉年华”系列大受欢迎,图书版权持续输出。在越南,儿童认知、科普等实用性强的图书是输出主流。欧美国家则比较青睐我们的原创图画书。
其次,中外共创图画书成为海外出版社关注焦点。随着国内作家与国外插画家合作模式的成熟化,原创图画书越来越受到海外各国出版社的关注,实现多语种输出。曹文轩与与巴西著名插画家罗杰·米罗创作的《羽毛》已输出13个语种;方素珍与德国著名插画家索尼娅·达诺夫斯基合作的《外婆住在香水村》已输出8个语种。
再次,中国原创图画书成为海外汉语学习辅助读物。可开发成学中文的图画书也是海外出版社寻找的选题方向。韩国出版社将中少总社44种原创图画书开发成韩中双语电子书,用于学中文的阅读群体。通过高效的数字媒介,这些中国传统经典故事很快占有市场。今年,我社“乐悠悠启蒙图画书”系列中的30种输出中英双语,作为海外汉语学习辅助读物。
主题出版成为出版界的亮点和热点,我社在“主题出版图书”版权输出的海外出版社选择上,首选具有教育、学术类背景的童书出版社,并邀请熟悉中国文化的汉学家进行外文翻译,努力在保持中文版内容精髓的基础上,增加译文的通俗化表达与可读性。《习近平讲故事》(少年版)目前已输出阿拉伯语、意大利语、俄语等14个语种。“伟大也要有人懂”系列已输出美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既包含了欧美等主流国家,也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美国博趣教育出版公司针对英文版《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在亚马逊网站、各社交媒体策划专门的营销活动,并在美国校园做面对面推荐,受到了师生的普遍好评。
荷兰图书馆服务组织NBD Biblion审阅荷兰文版《伟大也要有人懂——少年读马克思》《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毛泽东》后,给予了五颗星的评定和认可,认为该书为他们的学生提供了宝贵的中文学习材料。目前,荷兰150多家图书馆已购买该系列图书。
尼泊尔联邦议会议长加涅什·普拉萨德·提米斯那议长主动为尼泊尔语版“伟大也要有人懂”系列图书撰写推荐语,在推荐语中对该系列图书作出了高度评价。
同时中少总社联合各海外出版社举办一系列宣传推广活动,活动不仅仅受到国内主要媒体,如人民网、中青网、新浪网的关注,在海外当地主要媒体、海外行业媒体也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受到了海外读者的追捧,中少总社主题出版图书的海外影响逐渐扩大。
“植物大战僵尸”漫画系列品种,从2013年实现版权输出以来,目前已输出至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等国家和地区,正在积极开拓菲律宾地区。其中,马来西亚联营出版公司已购买引进将近300个品种,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地区的总发行量超过200万册,2018年总销量75万册,单册销量超过1万册的图书品种共计26种;在泰国地区2018年的总销量共计38万册,单册销量超过1万册的图书品种共计18种。此外,“保卫萝卜”、“百变马丁”系列产品也成功输出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进一步扩大了中少总社IP系列产品走向世界的影响力。
出版融合发展是出版行业发展新趋势,近年来电子书、有声书市场需求日益突显。中少总社在抓好纸质图书版权输出的同时,尝试进行有声、电子书版权的输出,2018年与韩国教元出版集团达成了44种原创图画书的数字版权输出,合同金额近百万。无论从输出图书品种,还是从版税收入来讲,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也是中少总社数字版权的首次海外输出。中少总社未来将加大对数字版权、有声版权、动画改编版权等多形态版权输出的力度,形成版权输出的多形态化、立体化。
放宽视野,提高“走出去”的质和量
■傅大伟(明天出版社社长)
近年来,明天出版社在出版“走出去”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项目,多数都是与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出版社合作的。这些国家所关注的图书,基本上就是在国内图书市场上比较成功的、影响力比较大的图书。从图书的分类来看,“走出去”的图书以文学类和图画书为主,也有个别的科普图书。当然,多数国外的出版社也很重视获得国际大奖的作家的作品,比如我们社出版的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作家曹文轩的作品,输出的各个语种版权的数量就比较多。
在出版“走出去”方面,明天出版社这几年输出版权的数量和质量都比以往有了比较大的提升,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以往过于重视向美欧日韩国家的版权输出,忽略了向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版权输出。如果把目标仅集中在欧美日韩,那么在“走出去”的广度上就会受到限制,而且输出到欧美日韩版权的图书销售的总量通常也不是很大,因此在文化影响力方面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这一点对儿童图书来说比较突出。因此我们应该放宽视野,在出版“走出去”方面把目光投向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这样无论在“走出去”的质和量上都会有所提高。另外,目前政府资金提供的资助仅限于翻译资助,而儿童书由于字数不多,翻译资助比较少,有时对一本图画书提供的翻译资助金额,甚至低于对方必须提交给我们有关部门的样书成本,这样的资助项目往往很难实施得下去。针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版权输出,政府资助往往会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如何让政府资助发挥更加有力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出版走出去工作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上迈进,是出版业需要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文化“走出去”,从来就不仅是一个行业的事,这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出版“走出去”是建立在文化“走出去”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出版业是否发达,与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相关。同样,如果我们的出版产业发展得好,那么所出版的图书产品就会丰富多彩,就会有更多的图书吸引国外读者的注意,就会有更多的中国图书走进国外的图书市场。因此提升图书出版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是推动出版“走出去”的有效途径。
2017年山东出版集团举办了“一带一路”版贸会之后,明天社的版权输出数量有了更大幅度的提高。目前,明天社已经实现版权输出的图书项目有140多种,输出的语种也越来越多样化,包括英文、德文、阿拉伯文、尼泊尔文、越南文、韩文、印尼文、印度文等等。
常规化、多样化,湘少社图书大步“走出去”
■吴双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
在儿童文学领域,国外的读者目前渐渐开始认识一批优秀的中国作家。以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为代表,秦文君、沈石溪、常新港、梅子涵、冰波、王一梅、安武林、黑鹤等一批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都已经走出国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下简称湘少社)代表作家汤素兰的作品已经输出海外100多种。就体裁而言,以汤素兰为代表的童话、以曹文轩为代表的小说作品,很受欢迎。就题材而言,不仅有幻想文学走出国门,也有很多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越来越多的得到世界的认可。
中国出版“走出去”目前比较明显的问题是版权人才的稀缺。在中国已经储备了优秀作者、优质作品的当前,出版业急需更多优秀的版权人才,搭建沟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当然,目前一批80、90后出版人才语言基础很好,表达能力很强,其中也有非常拔尖的人才。所以我们需要大力培养、鼓励版权人才。从更深层而言,目前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文化和其他国家文化的互相交流、认可、接轨的问题。。
童心无国界,童心本天真。湘少社所坚守的儿童文学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我相信,传达真、善、美的儿童文学作品是中外读者共同追求的精神食粮。所以我们立足本业、坚持开拓儿童文学市场,并以此沟通中国和世界,也播种现在和未来。
谈到走出去的成绩,湘少社连续3年输出超过百种图书。此外,我们还连续多次举办大型活动,并从内容资源领域不断开掘、深挖。2018年8月,我们在湖南长沙举办了第十四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大会以“亚洲儿童文学的境遇及走向”为主题,汇聚了来自中国及亚洲多个国家的300余名作家、插画师、理论家、出版人。大会内容丰富、嘉宾众多、讨论热烈、气氛活泼,受到业界的一致好评。
在阿尔及尔图书展、博洛尼亚书展、以及BIBF、CCBF等多个国际书展,我社连续举行版权输出签约活动,不断开启了湖南童书走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篇章。诸如此类的“走出去”活动已经常规化、多样化。近年,我社近30种图书入选总局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以及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目录等。
目前,以湘少社为代表的湖南出版,在版权进出口方面,建立起稳定友好的国际朋友圈,不断编辑出版高质量的图书产品,正日益获得国内市场和国际出版同行的认同。
探索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方法
■肖启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总编辑)
在“走出去”工作中,三联书店结合自身优势,将“学术”和“文化”作为开展工作的两条主线,以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出版社、读者,按照明星产品多语种输出带动三联学术与文化板块“走出去”工作全面展开的思路,逐步探索出让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方法。
三联书店在对外版权贸易方面也取得突出成绩,重点项目如《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一书实现累计签约20个语种,并已经出版12个版本,更是在海外掀起各界好评,展现了中国哲学的学术魅力。以下将以该书为例,分享三联书店在对外版权工作中取得业绩的一些经验。
一、版权输出逐年稳步提升,重点图书带动版权工作全面展开。自2015年出版以来,该书版权输出签约量逐年增加,如英文版由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出版,其电子书下载量由2016年仅17次、2017年559次增至2018年1096次。该书还获评第16届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推介活动优秀输出版图书,及中国出版集团优秀“走出去”奖。
此外,该书因轻松生动的学术风格和简单易读的语言,带动了多语种的版权输出,以及一大批同类学术图书,如“文史悦读”“三联讲坛”“中国文化论坛”等系列,均得到了海外出版商的关注与青睐。
二、作家“走出去”引起国际诸多关注,国际传播反哺国内市场。外文版图书出版后,我们与合作方通过多渠道向海外读者、研究者销售,并在各大型书展及国际活动中,进行重点推广,使得各语种图书在小范围内产生影响力。其中,有关中国儒学和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活动更是引起热议。2019年3月,我们邀请作者陈来教授一同前往英国、土耳其和越南,圆满完成了该书在海外系列宣传活动,将该书的英文版、法文版、土耳其文版和越南文版全面推介给各国学界及读者,进行深入的哲学领域交流与互鉴。
三、重点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形成规模化影响力。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我们积极推广了该书多语种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一带一路”十几个国家的版权合作,使得三联书店“走出去”工作得以完善全面布局,形成规模化的影响力。以此为契机,我们还向海外推广了《于丹〈论语〉心得》《百年衣裳》《中国茶密码》等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作品。
我们在版权输出过程中,一方面注意因地制宜,细化图书内容和题材类别,保障中国故事真正进入海外市场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注重内容资源和人才建设,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版权贸易模式和人才队伍。通过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出版机构的交流合作,我们希望扩大中国学术文化作品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让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融入各个国家和地区。
“走出去”要因地制宜
■孙 佳(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我社的“走出去”一直在文学出版和音乐出版发力,并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在文学出版领域,我社以残雪为首的一批作家及其作品,在国外受到关注,如浮石的《青瓷》输出韩国,唐浩明的《曾国藩》输出俄罗斯等。其中当属残雪的作品最受关注,诸如《黑暗地母的礼物》《最后的情人》《赤脚医生》《新世纪爱情故事》《灵魂的城堡》等作品均签约国外版权。近年来,文学输出版图也向“一带一路”国家拓展,如《毛泽东诗词精选》输出斯里兰卡等。
相比文学出版,我社的音乐出版在“走出去”方面也颇有成效。我社曾承接过法兰克福、伦敦、纽约三大国际书展的中国主宾国活动,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自1999年我们“走”出国门,经过各种努力,与德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际上20余家顶尖音乐出版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其中尤以与德国Schott国际音乐出版集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共同策划、联合出版了多套面向全球同步发行的管弦乐作品。今年,我们与Schott公司共同策划了200种“世界音乐院校教学总谱丛书”,目前正在编辑制作中,预计将于明年3月在法兰克福音乐节上举行全球首发式。
做了多年的“走出去”项目,尤其是音乐出版获得一系列关注和追捧,我们发现,“走出去”是一个互相融合的过程。为什么我社的音乐出版在“走出去”上更容易获得国外大众市场的认可,这与我社的音乐产品线走的是专业化和大众化相结合的出版道路,以高端图书立品牌,以通俗图书走市场不无关系。
现在我们常提“全球化”,我们出版人也应按此思路来操作,而不是只强调自己的地域属性,“走出去”的书不仅仅是展现我国的文化,还要考虑我们的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融与交流。事实上,我国的传统文化、古典名著其实很受外国读者欢迎,但他们阅读的并非中国版本,而是经外国的出版商改造加工甚至衍生发展的所谓中国经典、中国智慧、中国文化。这就说明我们的产品融合度不够,没有因地制宜,不符合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
目前,我们的出版“走出去”有点急于求成。实际上,国家在文化“走出去”层面,无论是资金还是政策,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个人觉得,当下我们出版业急需要专门的国际图书市场研究机构和专业人才。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好好研究一下世界图书市场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出一批产品。如此,我国的图书出版才能在国际市场真正拥有一席之地。
作家和翻译是“走出去”的关键
■章华荣(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我社在由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国文化“走出去”效果评估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中,海外馆藏影响力排名近3年位列前30强。其中,我社连续5年在列百强榜。
近年来,我社先后与法国友丰出版社、英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日本角川书店、美国南方出版社、韩国书坛子出版社、皇家柯林斯出版集团、印度NCBA 出版集团、新西兰优诺雅出版集团、西班牙费奥特罗出版社、尼泊尔当代出版社、泰国B2S 公司等境外出版机构建立了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在图书版权“走出去”方面,我社先后向海外输出“中华文化”丛书(13册)英语、韩语、保加利亚语、尼泊尔语版权,《巴黎地下铁》法语、荷兰语版权,《呼兰河的女儿:献给萧红百年》英语版权,“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系列韩语版权,《中国当代诗选》西班牙语版权,“芸汐传奇”系列、“木兰无长兄”系列泰语版权等等,并成功入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图书版权输出奖励计划”等项目,获“国家版权输出奖励普遍奖励”“江西省版权示范单位”“首届江西省版权输出奖”等荣誉。
此外,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的海外读者对中国网络文学产生极大的兴趣,其中展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对海外读者来说,恰似别具风味的“中国菜”,味道刚刚好,易于他们尝试阅读、理解和翻译。如最早在欧洲华人网站——新欧洲连载,后由我社出版的小说《巴黎地下铁》,不仅被翻译成法语、荷兰语出版,还被比利时鲁汶大学选为教材使用。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如何使“走出去”的图书在语言文字的表达方面更容易被海外读者接受,如何提高中国图书对外的翻译水平是解决好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关键。尤其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不仅仅是跨越语言障碍,还要考虑到不同文化语境、不同思维审美的传递,以及在翻译过程中一定程度的再创作,因为文学作品的创作和翻译,首先要打动自己,才能打动他人。
随着名家佳作陆续在海外出版并热销,说明我国作家已经通过文学让世界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知。
文学的海外推广之路
■张在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
在海外推广华语文学作品,是我社多年坚持的一项工作。据我所知,我国一线作家莫言、余华、池莉等在国外很受欢迎。国外读者除了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国粹经典之外,对反映中国当下社会生活和人情世故的作品亦十分感兴趣。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作为凤凰传媒旗下版权输出重点单位,我们的“走出去”工作,除了与英国、法国等国家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外,近年也在积极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目前已经与泰国、韩国、越南、保加利亚、柬埔寨、古巴等国家陆续开拓了图书版权贸易渠道,输出了大量优秀的原创中国文学作品,取得不错的成绩。
其中,泰国对我国的文学出版接受度颇高,如池莉的《她的城》在当地销售3万多册,包括该书在内,迟子建的《白银那》、殳俏的《元气糖》泰文版均由泰国公主诗琳通所翻译。
除了纯文学外,我社的网络文学产品线在东南亚地区也受到追捧。这也是我社每年版权输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来了稳定的海外销量和经济收益。如“错嫁良缘”系列,《香蜜沉沉烬如霜》《簪中录》《匣心记》《匆匆那年》《楚乔传》等网络文学在越南、泰国、韩国等国十分畅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的纸质书版权和电子书版权会同步输出,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作品也在国内外广受关注,真正实现了国际性的全版权开发。
此外,名人效益也为我国出版“走出去”推波助澜,我社于2015年出版的传记文学作品《成龙:还没长大就老了》畅销国内外,是多语种版权输出的经典案例,目前版权已输出10个语种,覆盖20个国家。
近年,我社还陆续推出了一批在当代中国诗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诗人的作品集,并在此基础上策划实施了“当代中国诗人诗集英文版”项目,这是国内首次系统地翻译出版中国当代诗人的英文选集,部分作品已经与英国、波兰、古巴、泰国等多国出版社达成版权合作意向。
目前,我国出版“走出去”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翻译问题,亦是“走出去”核心问题。没有好的翻译,任何好的作品都无法得到传播;二是编辑对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欠缺了解;三是各国间的文化差异,导致选题内容遴选不够深入浅出。
为此,我社先后在泰国、柬埔寨、古巴等国家开辟渠道,搭建平台。成功启动了“中柬翻译项目”“中古文学作品翻译工程”等互译项目,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对相关国家的出版市场多做考察和调研,与当地出版界人士多做交流,逐步建立稳定的“走出去”平台,将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作品推向海外。
专业学术研究和传统文化普及受关注
■吕 健(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
近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走出去”的项目,以专业学术研究和传统文化普及这两类作品为主,如《周易郑氏学阐微》《金匮要略译注》《品味书法》《中国青花瓷》等书,深受海外出版机构和读者欢迎。
在版权方面,长期以来我社的“走出去”都保持得十分稳定,与新加坡、韩国、尼泊尔等国家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合作呈长线状态。如与新加坡圣智学习集团数字平台合作了《吕思勉全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及“有关上海公共租界的英文出版物”;与韩国Bookie出版社合作出版了韩文版《鸠摩罗什传》,该书已于2018年11月正式出版,与韩国研究基金会合作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等书;与尼泊尔天利出版文化公司合作出版了英文版《北京猿人的传说》;与我国香港中华书局合作出版了《二十五史新编》《读古文入门》《读古诗入门》等书;与我国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公司合作出版了中文繁体《鸦片战争》《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古文观止解题汇编》等书,以及与我国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中文繁体《观沧海——大航海时代诸文明的冲突与交流》等书。
其中,一些作品还获得了版权资助,如新加坡世界科技公司出版的英文版《金匮要略译注》入选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波兰格但斯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波兰语版《品味书法》入选2016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该书已于2017年8月出版;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AR Industry有限责任公司(Almaty)合作的哈萨克语版《碎叶》,与《品味书法》一同入选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版权“走出去”项目;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合作出版的《异宝西来: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舶来品研究》入选2017年上海新闻出版“一带一路”资助项目;韩国艺文书院的韩文版《周易郑氏学阐微》入选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
其实,出版社获得“走出去”的版权资助是一件困难的事。目前“走出去”的资助类项目针对的对象多是翻译者,我们希望国家各类“走出去”资助可以向出版社倾斜,这样会更加激励出版社的积极性。
目前,我们在“走出去”上遇到最大的问题是语言问题,难觅翻译人才。我社是专业出版社,一些专业类书籍如《金匮要略译注》涉及中医古籍领域,国内能翻译此类图书的译者寥寥可数,这对我们的“走出去”工作增加了难度。
此外,我们希冀中国出版界更加务实,向国外推介有实质学术价值的学术研究专著,涵盖中国哲学、历史、考古、文学、科学技术各方面的内容,以及优秀的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而非只是做一些展示性的图书,或许能更吸引国外出版社的注意。
“走出去”应注重国外市场需求拉动
■郭朝凤(商务印书馆版权与法务部副主任)
从媒体报道、参加国际书展的印象和平常与国外出版社的接触等几方面来看,我个人感觉国外读者关注的中国图书丰富多彩,既有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反映中国发展道路和建设成就、“一带一路”相关等主题图书,也有比较通俗的文学、文化读物,也有受众相对较少的学术图书。其中,主题图书、少儿图书、小说是“走出去”数量最多的三个板块。
我社在“走出去”方面,图书品种也呈多元化,包括主题出版、工具书、汉语教材、文化读物、学术著作等,可以说各个类别都有所涉及,品种比较均衡。其中,《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及“微观中国”系列、中国法律案例、汉语语言学著作等是我们近年“走出去”的亮点。
近年,通过与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施普林格·自然集团、荷兰威科集团、博睿学术出版社、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泰勒弗朗西斯集团等世界知名出版机构合作,实现了“中国法律丛书”“汉语语言学丛书”“国家治理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等“走出去”,如《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农民三部曲”、《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40年轨迹——奇迹是如何创造的》、《中国专利案例精读》、《法治秩序的建构》、《现代汉语词汇学》、《“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等一系列精品学术图书输出英文版。此外,我们还拓宽了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如《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一书输出阿拉伯语、保加利亚语等8个语种,“微观中国”系列输出阿拉伯语、乌兹别克语等4个语种。
目前,我国出版“走出去”存在的核心问题是国内图书与国外读者的需求匹配度不够。我认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应当区分为“以我为主”的外宣工作和以满足国外读者需求的出版国际化。前者即我们主动推广,将中国故事、中国制度、中国发展经验主动传递给国外读者。后者则是国外市场需求拉动,以外国读者的兴趣为驱动力和出发点把优质内容传播出去。而“走出去”的真正意义在于后者,因此,我们不仅要向国际出版的最高水准看齐,更要努力研究和了解国外读者的需求和阅读习惯,有针对性地策划多元的、包容性更强的选题。
最后,我们希望国家在支持、评价和奖励出版“走出去”的时候应注重实效,遵循出版活动的规律,不只看重“走出去”的数量,更要看重“走出去”的质量,以及海外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