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意大利的市场和反响如何？借北京大学举办第二届北京大学-威尼斯大学学术会议之机，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前来参会的中国文学专家裴妮柯及适逢来华的出版人安德拉·贝里尼，从译者、出版者、学者三种不同角度解读意大利人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与情怀。

学者言 阅读中国文学 丰富意大利人的阅读体验

裴妮柯

　　翻译了余华的《活着》、《在细雨呼喊》，格非的《敌人》，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等中国当代作品。《活着》在意大利两次获得文学奖，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格非的先锋文学《敌人》在文学界获得了很高评价。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亚洲及北非研究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中心副教授裴妮柯（Nicoletta Pesaro）10月中旬，来华参加第二届北京大学-威尼斯大学学术会议，介绍了她在重译鲁迅的《呐喊》和《彷徨》两部小说集过程中的体会。她强调指出，目前有必要尽快将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再次推介到意大利文化界，以使更多的读者了解他，复原这位作家真正具有的价值和意义，同时重译和重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也是十分重要的。

　　裴妮柯阐述了意大利人对于中国文学发生兴趣经历的不同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重要的阶段，一些中国作家作品被译介。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意大利出版界更加关注中国文学，规模不同的出版社都愿意出版中国文学作品。但是，尚未系统性地出版中国作品，而且在选择作品时，不是看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及蕴含的艺术、历史和文化特色，而经常是看作者的地位和其作品潜在的可读性和可卖性。另外，意大利出版社经常依赖法国、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的判断来决定要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

　　裴妮柯指出，近几年意大利的儿童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市场在增长。除了经济危机影响外，传统影视和新媒体的竞争对图书市场影响也很大。

　　其实，翻译图书在意大利有比较大的市场，但主要为当代英美文学作品所统治。尽管如此，裴妮柯指出，“翻译中国文学有很大的空间，对于中国文学的兴趣会慢慢增加。在意大利’汉语热’现象比较突出”。

　　为促进书业发展，意大利政府最近决定，为每一位18岁的年轻人提供500欧元奖金用于文化消费，鼓励他们买书。另外，政府每年都向中小型出版社提供支持资金。意大利每年举办有很多地方性的文学节和图书节，最重要的是在都灵举办的全国性活动。有些比较大的出版社最近还决定在米兰也开展相似的全国性书展。

　　她指出，现在网络购书在意大利已经越来越普遍，但是意大利人还是比较喜欢在实体书店买书。虽然中小型书店面临巨大困难而大型连锁书店占有优势，但是，它们都试图通过举办作家签书、公共阅读等各种活动来促进销售和吸引读者。

　　裴妮柯表示，中国文学丰富而独特的特质吸引了她。她对一些有意思的先锋文学比较感兴趣，如格非、莫言、阎连科等作家把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叙事技巧用于创作当代长篇小说。“我还注意到一些比较年轻的作家，像阿乙和葛亮，前者风格新奇、节奏敏捷，后者作品的传奇色彩和故事性都比较强。我也喜欢香港女作家韩丽珠徘徊在超现实与现实之间的小说。另外， 王小波是受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影响的一位优秀作家，也很值得介绍给意大利读者。”

　　她强调指出，吸引意大利读者的主要不是中国经济。文学最重要的是发挥审美和文化调节的作用。通过阅读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意大利读者不但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还能丰富自己的想象和认知世界。这是阅读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作用。

　　裴妮柯指出，加强中意出版和文化合作，首先是要更好地、更系统地介绍和翻译中国文学。除了继续译介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也要译介中国20世纪初文化复兴时期丰富多彩的作品，让意大利读者更好地理解现在的中国。她正在参与的一个翻译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项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介绍中国文学这个巨大项目应该由不同的出版社、译者和学者共同进行，而且应涉及到各种时代、文类、风格的作品。”

　　她指出，这个项目应该跟中国出版社合作，申请政府的文学翻译基金，邀请中国作家到意大利介绍自己的作品，加强学术交流。此外，还应吸引大学生、中学生及文学爱好者，给他们提供能够接受和欣赏中国文学的工具。除了翻译作品以外，各种能代表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文艺形式，包括电影、舞蹈、音乐都可以增加对于中国的兴趣。文学翻译除了使读者接近一个外国文化以外，还能够使他们体会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所重视的一些问题。

　　裴妮柯认为，她对于“世界文学”的理解，不是各国的作家和作品参加“文学的世界杯”比赛，最后要决出冠军。“世界文学实际的意义应该是通过各国文学作品来丰富我们各国、各民族读者的知识而且给我们提供更丰富、更多元化的阅读体验。”

译者言 阿乙小说上市即再版 中国热来袭

傅雪莲

　　翻译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包括余华的《兄弟》、韩寒的《三重门》，以及林白、铁凝、阿乙、路内、海子、于坚等作家的作品。

　　2011年，一场肆虐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使意大利在之后的3年深受其害，书业出现两位数下滑，大型出版集团并购，众多中型出版社倒闭，消费者谨慎购物，图书市场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

　　“从2011年开始，意大利读者数量大幅下降。这除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也和“文化滑坡”现象有关。”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中国及东南亚语言文化专业副教授、印度及东亚文学博士傅雪莲（SilviaPozzi）指出，2015年，意大利6岁以上至少读过一本书的人数比例只有42%。电视成为家庭的中心，这的确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

　　傅雪莲从1999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她表示，虽然已经到了“四十不惑”的年龄，但在意大利还算是一位“年轻译者”。无论年龄多大，自己的译文永远也达不到成熟阶段。这也督促她不断努力探索目标语言的可能性，不断考量如何在架构文化桥梁的过程中不忽略文学作品的中心价值。

　　曾有一位意大利著名出版社的总编辑请傅雪莲给他寻找中国的帕斯捷尔纳克（前苏联作家，著有《日瓦戈医生》）或中国的伊莎贝尔·阿连德（秘鲁作家，著有《幽灵之家》），“从这种要求来看，就能理解意大利市场还没准备好接纳中国文学，时间还没成熟”，傅雪莲表示，还有许多意大利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家，中国文学作品里的名字发音太难，文化和历史背景很难把握……因此，“中国热在意大利还需要等一段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读者开始欣赏日本文学，接下来对用阿拉伯文写的作品感兴趣，希望接下来就轮到中国文学了！”

　　让傅雪莲感到兴奋的是，她翻译的阿乙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意大利语版今年4月由意大利专门出版亚洲文学的独立出版社——亚洲大都市出版社（Metropoli d’Asia）出版，首印图书全部售罄，而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出了第二版！此外，裘小龙的推理小说在意大利也卖得很火，“希望这些作品成为中国热席卷意大利的开路先锋”。她如是表示。

出版者言 加大对一线作家支持力度

安德拉·贝里尼

　　实际上，莫言、余华、苏童等中国最优秀的作家，其作品销量在意大利都没有超出1万册。在傅雪莲看来，至今卖出最多的仍是20世纪末出版的阿成的“三王”（《棋王》《孩子王》《树王》）。

　　这种状况让意大利出版人安德拉·贝里尼（Andrea Berrini）也感到有些失望。“近年来最引起注意的中国作家要属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连续几周内，他一直蝉联意大利畅销书榜单冠军（尼尔森监测数据）。”

　　过去8年来贝里尼频繁到访亚洲各国大城市，遍寻年轻的优秀作家。在中国，他希望找到生动描绘当代中国人真实生活的作家。他发现了韩寒、朱文和阿乙，这些作家的作品在意大利相继出版，并受到读者好评。在他看来，阿乙是50岁以下的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棒的。贝里尼认为，阿乙的作品生动地描写出了中国当代普通人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的孤独和挣扎，代表了中国正在挣扎的一代人的心声，而且具有黑色幽默的风格。

　　于是，他所在的亚洲大都市出版社出版了阿乙的《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今年4月出版以来，每个月的销量不断刷新，问世一个月后即再版。两三年前该社出版的韩寒的《三重门》也大卖。

　　贝里尼2007年1月创立这家出版社时，对出版方向做了明确的定位：出版东亚和南亚地区的小说和非小说，发现、翻译和传播亚洲当代作者的作品。“欧洲正开始关注中国和印度等经济迅猛发展的亚洲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反映的当代亚洲新的文化现象、学校教育以及语言特色。这就需要更关注在过去20年里发生巨大变化并将继续有更大变化的大城市。”

　　“然而，意大利的读者现在还更多地关注西方文学，”他指出，“意大利的读者应该关注亚洲文学，因为亚洲文学迟早会为我们带来不同的视角和世界，中国的社会与西方正变得越来越相似，面临同样的生活问题和困惑。”

　　除了亲自到亚洲各大城市拜访，贝里尼还与作家、经纪公司、杂志和文学圈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在文学节上举办活动建立更多的联系。

　　贝里尼与这些国家的诗人、作家、书评人、编辑、文学经纪人等各类业内人士见面交谈，“他们又向我推荐了更多的值得出版的中国作家和作品，这是一个口口相传的结果。”

　　从2009年出版第一本图书以来，至今该社每年出版六七种亚洲作者的作品。贝里尼表示，在意大利，中国文学的市场并不是很让人乐观，甚至有些令人失望，因此出版社仍在盈利线上下徘徊。但正是由于有明确的定位，使这家出版社在市场冲击下抵住了压力。有不少生活在意大利的华人购买了该社出版的图书，其图书主要通过Feltrinelli连锁书店销售。

　　对于加强中意出版合作和交流，贝里尼的建议是，应给作家更多的创作空间，提供更多的营销宣传费用。“国外的出版社往往会从自己的角度来选作家的作品，选有市场的图书，而不是看哪个作品有政府的资助。”因此，“对二线作家资助的价值远没有对一线最棒的作家给予资助更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