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2023年2月26日，译者李家真和著名编剧、策划人、影评人史航，应中华书局之约，来到北京前门PAGEONE书店，同时做客中华书局直播间，和线上线下的朋友们一起畅谈福尔摩斯及翻译过程中的那些事儿。

2012年，曾翻译过《泰戈尔英文诗集全集》《培根随笔全集》等大部头著作的翻译家李家真，经过精心打磨，译出了他深爱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十年之后，当他再次拔剑出鞘，磨砺而成的升级版本“插图珍藏版”，又会有哪些进步和完善之处？他开始思考，当我们进一步讨论福尔摩斯时，我们究竟应该讨论什么？在今天，《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价值是否被低估了？

一位严于律己的译者，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原著文本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又是如何凭借对作品的热爱与责任感，驱使自己日夜不休埋首于一方书桌，从事这项艰深繁琐的翻译苦差？在深度的讨论层次中，我们得以发现，在错综复杂的谜案故事与神通广大的侦探形象背后，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值得被反复阅读的真正价值是什么。

首先，李家真和史航分别分享了自己与福尔摩斯的缘分。李家真在初中就接触到了福尔摩斯小说的中译本，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他对各个版本的中译本及英文原著进行反复考察，最终决定重新翻译这套被低估的著作，洗刷其留给大众的“通俗侦探小说”的刻板印象。他笑言翻译和侦探有相似之处，在翻译中也有学习的乐趣，几乎让他停不下来。十年之后，他在知识积累和能力技巧上都有所长进，希望能够让译本更加完善，做到对得起作者。

史航提到，他儿时最早接触的外国文学作品就是福尔摩斯系列，福尔摩斯小说对于他三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也进一步增进了他的修养。但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并不是与探案直接相关的内容，而是人物的性格和主题思想。他引用博尔赫斯的话，认为喜欢侦探小说的人都是老实人，相信世间还有秩序，幻想所有的坏人都能被一网打尽。对于李家真谈到的“通俗小说”概念，史航认为，通俗并不天然廉价。例如作家毛姆和杨绛小说中的高智商、高情商的人物也喜欢阅读推理小说和福尔摩斯。

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主张“知人论世”，如果要评价一位作家，应该对他的时代有所了解。故谈论福尔摩斯，不能绕过他所诞生的社会背景。李家真觉得，对于喜欢历史文化的读者来说，福尔摩斯系列不仅仅是探案小说，更是一幅历史风情画卷，就像十九世纪伦敦的“清明上河图”，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作者柯南·道尔出生时正值大英帝国达到极盛，并即将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福尔摩斯小说的创作绵延了四十年的时间，作品也反映出英国社会四十年的剧烈变迁，比如电铃、电话、汽车等现代设备的出现，以及伦敦人口的激增所带来的犯罪数量的增加，为福尔摩斯这样的神探提供了施展的舞台。同时，印刷、交通和邮政技术的进步也为作品的普及提供了便利。大众杂志的诞生使小说能够接触到广泛受众，劳动法改革后工人闲暇时间增多，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导致人口识字率上升，以上种种因素都为福尔摩斯小说准备了大量的读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小说以作者不曾料想的速度风靡开来，流行至今。

史航则表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或者通过不同译本阅读福尔摩斯，获得的对福尔摩斯的了解是不同的。比如在之前的经验中，福尔摩斯小说中似乎不涉及女性主题，但《波西米亚丑闻》一篇中的艾琳·艾德勒女士就有很重要的地位，体现了福尔摩斯对女性的态度以及对智慧的尊敬。

对于福尔摩斯的人物形象与其他侦探小说主角的区别，两位学者表达了各自的理解。李家真认为，和现代侦探小说相比，福尔摩斯是最接近神的侦探，和凡人的距离感远远超过其他侦探形象。其他的侦探人物大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也许具备某些优秀品质，但和凡人之间没有难以逾越的鸿沟。而福尔摩斯却始终是高高在上的。史航则补充，福尔摩斯的特点可以用中华书局1916年版本中提到的“亦仙亦侠”来形容，“仙”和“侠”字都以“单立人”作为部首，但却不是对于人的指称。大家喜欢福尔摩斯，就是因为他不是“我辈中人”。

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年代久远，内容庞杂，且线索众多。因此，详实准确的注释对于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作品十分重要。在2012年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基础上，李家真又增设了300余条注释，升级后，全书达到了1500条注释。为什么要如此谨慎细致地完善注释系统呢？李家真表示，根源在于福尔摩斯小说的四点好处。

首先，维多利亚时代的文风比直接裸露的现代英文更加婉转繁复，有值得欣赏的一面。其次，作者在创作中习惯把历史和虚构交织在一起，需要在注释中说明孰真孰假，让读者不至于混淆。此外，柯南·道尔用一生的时间写出了这部杰出的作品，而百年时光的洗礼也赋予了作品难以比拟的魅力，在当下称得上是经典。而且书中很多段落写得非常好，体现出作者立志成为历史小说作家的严谨态度。尤其是环境和风物的描写以及诸多感人的细节，都值得在翻译和注释中展现出来。

史航认为，原著中有着大量诱人和丰富的细节，堪称时代的百科全书。而细心的注释正如随书赠送的书签式放大镜，深入并展开了这些细节，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给予读者更多探寻的可能。

在翻译的文风上，李家真尽量采用优雅的表述方式，还在报刊和信件的翻译中采用了浅近的文言。在他看来，这样的设计是忠实于原文的体现，因为要符合维多利亚时代的委婉含蓄，故不能用现代感太强的字词。而福尔摩斯小说创作的年代正好是中国的民国时期，于是他将民国报纸上经常出现的半文言形式引入翻译，不至于造成阅读障碍，又能让读者感受到古代的气氛。

史航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有着独特的距离和从容感，代表了一种不捉襟见肘也不有恃无恐的生活方式。所以读福尔摩斯的小说不要太在乎结局，而是要陪着人物慢慢感受和经历。文中词句的典雅风格与人物的性格、结局以及时代基调也会产生反差，要多关注那些“无意义的瞬间”，从中读出更为丰富复杂的意蕴。

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关系，一直被读者津津乐道。史航认为，他们代表了一种老派绅士之间的情谊，没有相互算计和利益交换，距离我们很遥远。虽然我们不能在现实的朋友圈中建立这样的人际关系，但他们的感情也为我们保留了一扇天窗，虽然不能出入，但可以仰望。

在李家真看来，华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朋友，他既能欣赏福尔摩斯常人无法企及的优点，也能原谅他的不近人情等瑕疵，而不会因此丧失对他的敬仰。这两位主角已经成为了不朽的文学形象。史航用“变压器”来比喻华生，是华生让福尔摩斯和世界的联系不至于中断。福尔摩斯不一定因为华生而瞧得起这个世界，但会因为华生更想维护这个世界。他又进一步指出，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做华生，要有足够开阔的心胸才能做到。

谈起在《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最喜欢的篇目，李家真提到《红发俱乐部》，即使已经看过三十多遍，再读还是会忍不住发笑。史航也觉得《红发俱乐部》充满幽默感。但他更偏爱的是《波西米亚丑闻》，因其高屋建瓴地定下了福尔摩斯的人设，以及他对人的判断标准。而《海军协定》则讲述了在身边发生的故事，与政府中心有关，具有强烈的时间刻度感。

从2012年的“插图新注新译本”到2022年的“插图珍藏版”，对于李家真来说是一场大规模的修订工作。他对大部分句子都进行了修改，虽然不涉及意义的变化，但在认识深入的基础上，对细节有了更准确的调整，便于读者理解人物性格和作者用意。在语感方面，李家真在把握不同人物说话方式的前提下，坚持让译文符合日常语言抑扬顿挫的节奏感，读起来自然舒服。此外，他对书中涉及的具有历史渊源的名称都做了严谨的考察，尽量用意译呈现出原本的样貌。

史航提到自己在日常的阅读经验中，喜欢对照不同译本，探索同一句话的最佳表达方式。他指出，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创作能力，但每个人都拥有选择、鉴别和接受的能力。在阅读过程中，要选择自己能力范围所能容纳的最好的译本，从而提升对于汉语文字的敏锐感知。这是需要始终坚持的自我修行。而这也正是译者李家真及中华书局同仁倾尽心血打造精良译本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