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的思考与实践:优案之一
刘志伟 | 201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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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思考与实践:商务优案之一

■刘志伟

商务印书馆跨越了3个世纪,历经战火,又几度劫后余生,不仅创造了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辉煌,并且至今仍屹立于中国民族出版之林,成为当今中国民族出版的品牌标杆。商务印书馆,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奇迹,这一奇迹的创造无疑与其独特的经营理念和文化追求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顺境逆境,商务时刻不忘坚守品质,时刻不忘创新进取,时刻不忘责任使命。这三大经营理念,始终构成商务文化的核心要素。

品质源于责任,品质铸就品牌。商务印书馆秉持其“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宗旨,始终把品质放在第一位。商务印书馆以其高品质的出版物在海内外拥有亿万读者,为中国现当代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出版机构和文化重镇。商务印书馆从确定使命的那一天起,就把品质放在了第一位,每一本书,无不经过千锤百炼而后成。从内部来说,商务印书馆拥有一支一流的编辑队伍、健全的工作流程、严格的质量保障体系和优良的出版传统。从外部而言,商务印书馆不仅拥有由国内一流学者、专家构成的作者和译者群,还有由国外著名出版机构组成的合作伙伴。这些内部和外部资源,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品质的根基,铸就了一个个品牌的基石。正因为商务印书馆对品质孜孜不倦的追求,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并荣获了多项国家和国际级大奖。“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以及“全国优秀出版社”“中华老字号”等荣誉称号,纷至沓来。

商务印书馆近年来持续打磨多产品线工具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既有品牌,并积极探路纸电同步的新型出版形态,还通过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跨国界地合作建立分馆分公司,实现本馆和分馆比翼齐飞、协同发展,为业界提供了诸多值得参考借鉴的经典案例。

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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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出版机构,意识到编纂辞书对于“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重要作用。

1906 年,晚清举人陆尔奎受聘于商务担任字典部部长。他在《〈辞源〉说略》中指出: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也。为了这部400 多万字的现代辞书开山之作,陆尔奎从编纂方法、体例、书证等诸多方面劳心劳力,“罗书十余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终于在 1915 年出版。以《辞源》为开山之作的现代辞书由此应运而生。2015年面世的《辞源》第三版借鉴吸收30多年来辞书编纂的丰富经验和研究成果,在1979年版的基础上,继承成果与特色,并以现代语言文字学理论为指导,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提取语料,搜集现代学者关于古籍整理的优秀成果作为修订参考依据,将信息科技与语言研究结合,全面提升《辞源》的学术价值与文化内涵。

《现代汉语词典》自1978年正式出版以来作过多次修订,以适应社会的发展,更好地反映现代汉语词汇新面貌,体现有关学科研究的新成果,落实国家有关语言文字方面的新规范。2016年,商务推出《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这次改版可以说是《现汉》自出版以来改版压力最大、改版时间最紧的一次,在编印发各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之下,其又一次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一次检验和证明了商务在辞书出版方面的专业水准。

2016年度内,除《新华字典》(第11版)常规发印外,商务还先后推出了《全球华语大词典》(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5版;《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第5版;《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9版;《综合英汉科技大词典》第2版。另外,还先后出版了《普什图汉语词典》《精选汉语波斯语词典》《精选葡汉汉葡词典》《葡汉词典》《汉语波斯语分类词典》等小语种外语工具书,以及《汉语图解词典》《汉语图解小词典》各19个小语种版,主要涉及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可以起到语言辅助作用。

在维护、发扬、完善品牌辞书的同时,商务还十分注重从市场出发,不断研发新产品,满足读者的多样需求。

商务的《新华字典》《新华词典》是家喻户晓的品牌辞书,但限于篇幅,不可能把日常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交待得十分周详,为此,商务策划了“新华”系列辞书,包括《新华拼写词典》《新华成语词典》《新华同义词词典》《新华反义词词典》《新华谚语词典》《新华惯用语词典》等辞书。其中不少新产品经过市场的检验也已渐成品牌,如《新华成语词典》年年再版,每年发行量稳定在几十万册,已经成长为辞书中的常青树。面对新学习时代语言学习者多层次的需求,作为辞书出版领域的权威机构,商务印书馆也积极推进学习型词典的研发。

商务印书馆在建馆之初便出版了《华英字典》《英华大辞典》等中国人自己编纂的词典。双语辞书的出版为商务赢得了国际的声誉,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商务印书馆积极与国内外的优秀工具书编辑出版机构合作,其中,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成为中外合作出版工具书的成功典范;同时,商务注重开发自主品牌,定期维护品牌,注重品牌的有效性。外语工具书方面,推出了“新时代”“精选”“牛津”“朗文”等几大系列辞书,如《新时代汉英大词典》《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精选英汉汉英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英华大词典》《英汉科技大词典》等。此外,除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培生教育集团、剑桥大学出版社等国际著名出版行业的原有品牌词典作定期修订外,还扩大了合作的品种,如《牛津英语同义词学习词典》《牛津英美文化词典》《朗文当代英语大辞典》(英英·英汉双解)《剑桥英语用法词典》等。

除了在原有品牌基础上拓展外,商务还把触角延伸到中小学。在汉语辞书方面策划推出了“商务馆小学生系列”辞书,如《商务馆小学生字典》《商务馆小学生词典》《商务馆小学生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词典》《商务馆小学生名言警句词典》《商务馆小学生组词造句词典》等辞书。“商务馆中学生系列”辞书也推出了《商务馆中学生成语词典》《商务馆中学生古代汉语词典》《商务馆中学生现代汉语词典》等。中小学辞书已成了商务印书馆辞书新的增长点。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汉语热正逐年升温。外国人和海外华人对汉语学习的兴趣愈发浓厚,但也有不少人因汉语难学望而却步,市场上针对不同语种、不同层次学习者的工具书十分缺乏。商务印书馆在清醒的市场认知和一流编辑出版力量的支持下,推出了《商务馆学汉语词典》《汉语图解词典》(45个语种),以及《新时代西汉大词典》《精选俄汉汉俄词典》(修订版)《精选罗汉词典》《东方汉日词典》《简明日汉词典》(修订版)《罗贝尔法汉词典》(缩印版)《新编韩国语外来语词典》《西汉汉西词典》《土耳其语汉语词典》等一批对外汉语词典。

分馆建设创新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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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著名品牌为核心的内涵式集团化,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是巩固品牌优势、扩大品牌影响的有效途径。近些年来,商务印书馆品牌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是,以商务印书馆百年品牌为核心,以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为总公司或大本营,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地合作建立分馆分公司,实现本馆和分馆比翼齐飞、协同发展。

目前,商务印书馆拥有全资子公司和控股子公司17家,分别是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英语世界》杂志社有限公司、《汉语世界》杂志社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商易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南宁)有限责任公司、商务印书馆(成都)有限责任公司、商务印书馆(上海)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杭州)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深圳)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太原)有限公司、上海商印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涵芬楼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商印文津文化(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涵芬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群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涵芬楼(上海)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南京)有限公司等。在品牌经营方面,这些分馆分公司以服务商务印书馆品牌建设和总体发展为目标,正在努力成为巩固和丰富商务产品线建设的重要力量、商务经济规模和经营业绩的有力支撑、商务品牌建设与传播的重要力量。

经过几年的建设,各分馆分公司在品牌定位、产品规模和利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开始显现。几年来,各分馆分公司的产品特色鲜明,形成了良好的图书产品形象,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与总馆品牌相呼应,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文津公司在大众读物和古籍整理方面成果丰硕;涵芬楼文化公司以学术为根基,以出版大众文化和大众学术产品为方向;成都分馆从文学和文艺方面入手,打造人文阅读概念;上海分馆确定了学术+城市文化+时尚的特点等;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联合成立的深圳分馆,则在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具有优势,以职业教育教材为突破口,进入教育出版领域,使教育出版成为商务重要的出版方向和利润构成,实现传统出版的升级转型。

在合作对象的选择方面,商务同样经过深思熟虑。以商务印书馆(南宁)有限责任公司为例,与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合作,一方面可以借鉴广西日报在新闻传媒行业的资源优势和制度优势,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内容创新和制度创新,进一步扩大商务的品牌影响力;另一方面能够借助广西日报得天独厚的人脉资源和行政性资源,吸引中南及华南地区文化界名家名作,强势开发具有区域性特色的选题。

在实现了规模适度扩张的基础上,商务提出将分馆分公司建设引入精耕细作阶段,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和方法。其中,明确了分馆分公司最重要的经营思路是编印发一体化、财务一体化管理和财务人员委派制度,制定了《子公司运营管理规定》《分馆图书委托销售及推广规定》《分馆与本馆相关业务财务事项管理规定》《下属公司财务管理暂行规定》《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会计委派(暂行)办法》等规章管理制度,对分馆制度建设和业务经营规范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和指导,在保障本馆对分公司的经营管理、维护和扩展商务印书馆品牌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汉译名著架起思想交流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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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术译著丛书。它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后将其中收录的、以及商务印书馆曾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定评的学术著作经过审核、整理,在1982年,以全新的面貌隆重推出。丛书问世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占据了学术书籍的市场地位,形成了当时学术界推崇商务译著的兴盛景象,且在翻译界、出版界得到了广泛认可、获得了较高赞誉,在学术译著领域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经历四个阶段,汇集了四位重要商务人的心血。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就主张翻译国外的名著,传播国外的思想文化,并邀请著名译者蔡元培、严复出版译作,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商务印书馆的翻译之路开创了较好的起步局面。1921年,王云五接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商务印书馆的译著逐日增多,渐成体系,并于1929年汇集成系列出版,命名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初具规模。1958年,中央确定商务印书馆出版任务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此后,时任总编辑兼总经理的陈翰伯带领商务印书馆致力于学术名著的翻译出版工作,并拟定了“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择书目”,规划出书1614种,当年开始出书。虽只完成少部分,但影响极为广泛。1979年,陈原担任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兼总编辑。1981年,他开始着手将商务印书馆近80年的译著整理汇编,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形式出版。

“丛书”的选题收录标准,除了翻译版本合适以及翻译质量过关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定评。无论是编辑、还是专家和学者,都非常重视这一点。对于一些新兴的学科,或者传统学科的新兴观点,商务十分慎重。定评的判断是综合性的,可通过国外教科书内是否收录、国际上对其的评价和讨论、专家对其研究的进程等等综合考量。

选题的决策流程十分严密,把关工作做得充分而到位。为了确保“丛书”的经典性和权威性,在选题的通过过程中,商务印书馆设置了多个环节进行把关。首先,专业性编辑对选题的范围进行把握和审核。商务印书馆译作室的编辑都是相关学科的专业性人才,对于名著所在学科都有一定的积累和造诣。他们对于学科的经典名著已有整体认识,根据这种认识列出相应的选题,作为“丛书”收录选题的基础名录。其次,将拟定的选题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让其接受市场得考验,主要接受几个方面的反馈信息,如选题是否经典、版本是否合适、翻译是否到位等。如果市场反馈的信息是负面的,这个单行本就不会被收录到“丛书”中来,或者改进后再进行收录。如商务印书馆曾经出了《经济与社会》一书的单行本,马克思·韦伯所著,从选题上看非常经典,但是单行本出版后,市场反响不佳,普遍反映它的翻译质量不过关,最后该书没有被收录到“丛书”中。另有《权力意志》一例,出版后反馈信息认为翻译的版本不好,也没有被收录。其次,在市场检验过之后,对于反响不错的一些选题,商务印书馆要召开选题会,商讨是否收录进“丛书”。选题会上,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每个领域10人左右。让他们对单行本进行全面评定,最后给出是否收录的终极性意见。经专家认可通过的单行本,才会被商务收录到“丛书”中,反之则不会。例如福柯和德里达的学术著作,目前在学术界比较火,但争议很大。有的专家认为他们的学术思想已经成熟,可以收录。然而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学术界对于二者及其研究还未有定评,建议延后。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特色项目,已经成为了其特色品牌。在品牌的维护方面,商务印书馆主要从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不断地添加新书。“丛书”是开放性的,为了保持这个经典学术品牌的常青,商务印书馆会不断翻译出版新书,收入“丛书”,使它做到常作常新。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不断地对已出版的译作进行修订,甚至是重译。商务印书馆的译作从世纪初持续发展到现在,跨度时间较长。由于社会的发展、学科研究的深入、语言的变迁等情况,一些过去的译本已经不适用于今天。比如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初出版的是德文版本,今天看已经不再适合,商务印书馆将其停印,重新翻译了德英对照版,保持“丛书”的适用性和生命力。对于更替下的旧版,绝大多数都会停印,但也有一些版本会考虑继续重印,即使不会再收入到“丛书”中。如徐梵澄翻译的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即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翻译于20世纪30年代,使用的是半白话文,文字、名词术语等与今日大相径庭,不为年轻人所懂,却深得老学者赞赏。像这样的版本,具有翻译价值,商务印书馆还会继续出版。

纸电同步变革知识服务

“数字出版”的概念时常被误读为“传统出版”的对立面。实际上, “传统出版”对应的概念则应该是新型的“现代出版”——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并存的一种混合形态。商务印书馆在百余年的发展史中,屡开风气之先,纸电同步出版的战略即是其一。

纸电同步意味着生产方式的改变,意味着生产流程的再造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工具书为例,商务印书馆在工具书的编辑方式、生产方式和生产流程方面,开发完成了辞书编辑编纂系统,逐渐形成“三库两台”的框架思路,即辞书语料库、辞书资源库、辞书数据库、编辑编纂系统平台和排版平台。“三库两台”中,三库是上游,将为工具书的全媒体出版提供源源不断的来源,两平台是中游,它们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不仅极大提高工具书的出版效率,还能为内容的价值创新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为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提供高效服务。这些珍贵的资源和先进的生产方式,构成了商务印书馆工具书出版的核心竞争力。生产方式的数字化,是商务印书馆工具书实现全媒体出版的重要特色。

早在十多年前,商务印书馆就开始了数字出版的尝试,具体而言,一是资源和技术准备,二是开发数字产品,三是探索数据产品的营销渠道。最开始的探索集中在工具书的编辑和出版方面,建设了大规模的辞书语料库,利用语料库来编纂辞书,逐步形成了工具书数字出版上中下游一整套框架思路,确定了辞书数字出版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完成了《新华字典》《新华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众多工具书的数据结构化工作。目前已成功开发《百种精品工具书数据库》《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APP等广受市场好评的数字产品,完成了乌尔都语、豪萨语和僧伽罗语等18个小语种的全媒体出版。其中《百种精品工具书数据库》开启了数字工具书内容新模式——知识系统,对工具书数据进行了全面、全新的深度加工和动态重组,开发了领先的检索系统。创新的知识系统内容模式,灵活多样的检索方式,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使工具书内容及其编排方式、查询方式得到立体化、多方面的扩展,显著提升了工具书的使用价值。这个产品,能够看到从书本到知识再到服务的一种清晰的变化模式。

同时,商务印书馆百年资源的数字化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近些年来对民国期刊进行了深度加工整理,开发了“东方杂志数据库”全文数据库。对“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进行了结构化处理,使得代表着“人类精神文化的高度”的学术经典,以数据库和电子书的不同形式,和纸质图书一起,共同服务于读者。销售方面,商务一边自建渠道,一边与国际著名出版机构荷兰威科集团、美国圣智学习集团、美国亚马逊公司和清华同方知网等合作,将数据库、电子书和APP等以多种渠道,以B2B和B2C等多种方式提供给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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