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

1897年2月11日，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有识之士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部传奇，创下无数“中国第一”：第一家现代出版企业，第一个采用珂罗版印刷，出版第一部由中国学者自己编纂的双语辞典《英华大辞典》，出版中国第一部专科辞典《植物学大辞典》，还建成了当时亚洲规模第一的东方图书馆。1902年，张元济受夏瑞芳邀请加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一职。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等一大批学术、文学名著，在当时社会造成巨大反响。《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绣像小说》等一批新杂志也陆续刊行，在传播近代学术思想，引导国内思想文化教育新思潮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鲁迅、巴金、老舍、冰心、丁玲等一代巨匠，当初都在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期刊上发表过他们的作品。翻看工作人员名册，也是巨子云集：张元济、夏瑞芳、蔡元培、高梦旦、沈雁冰（茅盾）、王云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在商务印书馆的革命历程则使其成为重要的红色文化堡垒。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1月29日上午，日本轰炸机向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总馆和东方图书馆投下6枚炸弹，46万余册藏书被付诸一炬。蒙此厄难，商务印书馆员工挂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牺牲”的口号，在当年8月重新复业，很快实现了“日出一书”的奇迹。120年来，商务印书馆不断与文化名家、教育精英、革命先驱相关联，造就了一段段不寻常的传奇书缘。

经营管理

张元济 扶助教育为己任

张元济出身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1892年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青年时期，他是个维新派人物，曾参加康有为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1898年底，他到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因业务关系与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相识。1902年，应夏瑞芳的邀请，张元济报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进入商务。

茅盾说：“在商务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在张元济进入商务之前，商务是由印刷工人出身的夏瑞芳主持，基本是个印刷厂，张进入商务后，商务逐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出版企业。翰林出身的张元济思想维新，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有远见，有魄力。经他擘划，商务设立了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并聘请蔡元培为首任编译所所长。在蔡元培因苏报案离开上海避居青岛后，编译所长便由张直接担任。他延请了一大批知名学者和专家加盟，制定了系统全面的编辑出版计划。他首先以清廷提倡新学、废除科举为契机，组织编写新式教科书。1904年，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最新教科书》出版，以后又编了高小、中学教科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草创意义。

与此同时，张元济致力于引进西学、介绍新知，精心选择、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翻译的《茶花女》影响尤为广泛深远。在他的主持下，商务还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工具书。1915年，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问世，开创了我国现代工具书的出版先河。此外，商务还编辑出版了十多种在民众中有广泛影响的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

当年，知识分子走上“文化救国”道路的不在少数，惟有张元济选择了出版，他站到了幕后，在商务这个现代商业企业中书写了他的文化理想。在上世纪初的文化巨变中，商务印书馆完成了从印刷工厂到出版巨子的蜕变，成为晚清以来，普及、传播新知新学的文化重镇。到1910年，商务已是晚清仅有的15家资产超过百万元的企业之一。商务在张元济的手中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进步。

王云五 《万有文库》声教四海

现代出版家王云五，1888年出生于上海。1907年春任振群学社社长。1909年任闸北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1912年底任北京英文《民主报》主编及北京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公学大学部等英语教授。

“五四”以后，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张元济等人面对滚滚而来的新思潮，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为了跟上急剧变化的大时代，他们想引入新血液，曾下决心聘请在“五四”博得大名的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的要职。胡适谢绝了邀请，力荐当年有过师生之谊的王云五代替自己。既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未出过国门，完全靠自学起家的王云五于是有机会迈入老商务的大门，施展他的全部热忱和抱负。时在1922年，他35岁。

王云五初入商务即显示了其魄力和判断力。他大刀阔斧改组编译所，一是调整和扩大了编译所的机构，按照新科学的学科门类分设各部，延聘专家主持各部。他所引进的人才大多是新近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如留美归来的任鸿隽为理化部长、竺可桢为史地部长、周鲠生为法制经济部部长、陶孟和为总编辑部编译、朱经农为哲学教育部部长，又聘胡明复、胡刚复、杨杏佛等为馆外特约编辑；二是创编各科丛书，为他日编印《万有文库》做准备。首先出版了百科小丛书，其后又出版了国学、师范、自然科学、医学、体育、农学、商学、史地等小丛书。1929年开始出版的《万有文库》就是在此基础上汇编而成的；三是将编译所附设的英文函授科扩充。

经过王云五一年的整顿，到1923年出版图书，由1922年的289种，增到667种，为历年之冠。内容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文学、艺术、史地等。1925年，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贡献。从此，彻底解决了汉字检索中的大难题。王云五还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可以说，他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1929年，在王云五的主持下，《万有文库》开始陆续出版，创造了百年商务第二轮辉煌。这是他策划出版的一套由多种丛书组成的综合性大丛书，共出版两集，第一集1010种、2000册，第二集700种，也是2000册。该丛书开创了我国图书出版平民化的新纪元，在旧中国影响很大。当时许多城市和学校，都以《万有文库》第一集构建成立起小型图书馆。

选题策划

陈翰伯 力促中外工具书产品线

陈翰伯是我国著名出版家和新闻出版领域重要领导人，他“青春办报，皓首出书”，在党的新闻与出版岗位上奉献了一生。他青年时代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习，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建国前一直在白区新闻舆论战线宣传进步思想。

建国后，陈翰伯先后任职于新华社、中宣部，后来又转到出版行业，历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总编辑、文化部出版局局长、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第一届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等，他为建国后商务印书馆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文革”后我国整个出版领域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为新时期全面恢复和繁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张元济精神在当代的传人，陈翰伯在精神和事业上的高度，代表了百年商务的水准。他1958~1970年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在他的带领下，商务印书馆制定了译介西方学术名著的出版中期规划。从1958年到“文革”前期，商务印书馆出版译介西方各科学术名著395种，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名著名译，成为1980年代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主要来源。

同一时期，陈翰伯还组织力量编纂修订中外语文工具书，如对《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都组织了出版和修订，《俄汉大辞典》，《日汉大辞典》和《英华大辞典》的修订版也先后出版。英、法、日、西、阿拉伯等多语种的词典、读物相继问世。

陈 原 规划汉译学术名著

陈原在文化界、学术界和出版界有广泛影响，曾任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主任兼党组书记、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曾主持并参与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辞书出版规划的制定，并策划和领导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汉英词典》《辞源》等辞书，著有多部著作。陈原从1930年代起从事出版工作和拉丁化、世界语运动，同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地理和语言文字，有一些译文和著作。1950~1960年代主要做出版方面的领导工作。他研究社会语言学、辞书编纂学，还原它客观、科学、人文的真实面貌。

陈原在出版工作中的另一贡献是组织出版外国学术著作。陈原到商务以后，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规划，包括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著作、资本主义各国启蒙时期的著作，以及近代、现代各流派的学说，列入规划达1614种，规模宏大。“文革”前出了一部分，但十年动乱，规划被迫停止。开始制定该规划时，陈原亦参与其事。1970年代初，陈原被派进入商务，就着力抓这件工作。他清理了过去出版此类书的单行本，包括解放前商务出过的，经过整理，陈原定名为“汉译世界名著丛书”，这套书涵盖西方古代以来至近代、现代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各个方面。他认为这许多书的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段、一个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其影响不言而喻。陈原的开辟和接力工作，为此项重要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革命先辈

陈 云

1919年，陈云高小毕业后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被分配到发行所文具柜台做练习生。工作之余，他坚持刻苦自学，阅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书籍。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陈云和商务许多青年一起积极参加了罢工和游行示威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12月，商务职工先后两次在馆内举行罢工运动，就是在他和徐梅坤、茅盾等共产党员的策划和领导下进行的。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第一次罢工胜利后，商务成立职工会，他任发行所职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部就设在商务印书馆。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陈云和其他同志积极参与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组织了有数百名职工参加的商务工人纠察队。这支队伍成为起义的一支骨干力量。大革命失败后，商务工会的党员都被列入黑名单，不得不转移各地。他离开了商务，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82年商务纪念建馆85周年时，陈云题词——“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事业单位”。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曾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纪委第一书记、中顾委主任等职。

茅 盾

1916年夏，茅盾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带着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给张元济的介绍信来到上海，被安排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从此开始了十年的编辑生涯。

茅盾进编译所后，先在英文部为英文函授生批改卷子，后调到国文部从事译著和编辑工作。他翻译和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也撰写了不少论文、科学小说，发表在《学生杂志》《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和《新青年》上。他的文学文字才能逐渐为商务同仁和世人所认识。“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新文化运动，商务出版的部分刊物受到严峻挑战。为了适应新形势，商务主持人决定对《小说月报》进行改革，请25岁的茅盾出任主编，对该刊进行全面革新。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茅盾是最早的秘密党员之一。他利用在商务当刊物编辑的合法身份和联系广泛的有利条件，担任了中央联络员，负责全国各地方党组织与中央的联系工作。各地报告多通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中央的谐音）小姐收”的方式寄给他。1926年，茅盾离开生活工作了十年的商务。次年，他完成了第一部小说《幻灭》，交给《小说月报》发表，署名“茅盾”。从此，茅盾这个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位置。建国后，茅盾先后担任文化部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第四、第五届政协副主席等职。

郑振铎

1898年，郑振锋生于浙江温州，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1921年，郑振铎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被分派到上海火车站当见习站长。然而，酷爱文学的他却无志于此，不久便由好友茅盾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1922年，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该刊图文并茂、生动有趣，深受小读者的欢迎。他不仅是刊物主编，同时也为《儿童世界》撰写和翻译了许多诗歌及童话。1923年，他接替茅盾主编《小说月报》，前后将近9年。其间，他继续坚持茅盾的编辑方针，发表了不少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如老舍在英国留学期间写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小说，就是发表在他任主编时的《小说月报》上的。他自己也先后撰写了《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等著作，并在《小说月报》上连载。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为揭露和抨击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他与胡愈之、叶圣陶等创办了《公理日报》，深受上海各阶层爱国群众的欢迎。该报的编辑部和发行所就设在他家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郑振铎参加了上海市总工会领导的抗议集会和游行，险遭逮捕。他还在一封谴责蒋介石的抗议书上签了名。为免遭迫害，他去欧洲游学。1928年10月回国后，他继续主编《小说月报》。1931年，他应邀去燕京大学执教，结束了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编辑生涯。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等职。

作者情缘

严复与第一份版权合同

中国的第一份正式版税合同，是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签定的。时间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份合同与出版家张元济有密切关系。

张元济规划和组织了以严复译著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品，为传播先进思想，促进社会变革发挥了极大作用。仅以严复一人而言，商务印书馆就先后出版了他翻译的《天演论》《法意》《群己权界论》《名学》《社会通诠》《名学浅说》……这些著作，有的是先由他处印制（如《天演论》《名学》），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他如《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等，从初版起便一直由“商务”印制出版，造成很大影响。其中《社会通诠》一书，就是由张元济作中人，“商务”与严复签出的中国出版史上第一份版权合同。

《社会通诠》今译《社会进化简史》，是英国人甄克思的一部研究社会发展史的著作，由严复1903年译出。译出之后，即交付商务印书馆。这一次，严复提出要签定版权合同。张元济从长远考虑，同意了严复的特高版税要求（四成，即40%），并签合同。与今天的出版合同相较，虽略觉简疏，但重要的内容，双方应当严守的条款，却订得十分专业；从态度上，也相当认真。

严复后来讲，自己的生活费用很高，必须有足以维持的收入才能安心译书。而高到按书价40%付版税，中国没有第二人，严复自己也没有在第二个地方拿到过如此高的版税。可以说，除去张元济，公、私都没有人愿意付这样高版税的。从合同签名看，是由稿主严复与商务印书馆双方落款，“在见”（即中人）为张元济。几方均有签字或钤盖印章，十分郑重。为使人进一步了解这份版税合同的价值，不妨略举实例，加以比较。1901年7月，商务印书馆创办《小说月报》。在“征文通告”中，有稿酬标准：“中选者当分四等酬谢，甲等每千字酬银五元，乙等每千字酬银四元，丙等每千字酬银三元，丁等每千字酬银二元。”当时在书局里工作的书记员，每月薪俸仅八两，勤杂工则更低。比较下来，张元济先前以两千银洋购《原富》一书，并加付二成版税；又以四成的版税签下合同，出版《社会通诠》，尊重翻译家，尊重严复之意，昭然清明。

老舍与《小说月报》情谊浓

商务印书馆对老舍先生来说是重要的写作阵地，两者很有缘分。他的头四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全发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小说月报》上。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的主编当时是郑振铎，1927年“四·一二”之后，叶圣陶接任主编，而“文学研究会丛书”则由胡愈之、徐调孚代为编辑。这四位先生都是老舍的好朋友。

《老张的哲学》连载于《小说月报》第17卷第7~11期上，时间是1926年，这是老舍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他当时正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老张的哲学》很受读者的欢迎，信息反馈到英国，给了作者很大的鼓舞，激励他继续写下去，终于使老舍成为中国现代白话文体的长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当时，长篇小说产量很低，1926年全年之内，《小说月报》仅发表了一部长篇创作，这就是《老张的哲学》，客观上格外引人注意，而且的确是一炮打响。一年后，商务印书馆又为《老张的哲学》出版了单行本，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的一部分。

《小说月报》每期必有“卷头语”和相当于编后记的“最后的一页”，都是由主编自己写，对每期所发表的作品给予又中肯又热情的评价。 1920年代中后期《小说月报》编者的“卷头语”和“最后的一页”对老舍先生的头三部长篇小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作了大量的介绍，成为介绍这几部小说的最早和最详实的文字。其中介绍《二马》达5次之多，其篇幅之长，用词之强，保存史料之详，都是不寻常的，给了特殊的荣誉，对《二马》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应该说，老舍20年代蜚声文坛，和商务印书馆与《小说月报》热情洋溢的推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