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嫁需钱财，《礼记·昏礼疏》说，“纳征者，纳聘财也”。男家聘礼的厚薄，女方妆奁的丰约，成为两家考虑的因素，这就使得富家人家往往只考虑与同等身家的人家缔姻，而平民百姓则无法高攀。

明朝中叶以后，婚嫁的排场已经变得非常夸张。一些出身贫寒，骤得富贵的家庭，结姻高门，必然要讲排场。尤其是江南沿海地区，婚嫁排场尤其惊人，不仅真正意义上的富豪要斥巨资经办子女婚嫁大事，而且小康家庭哪怕借贷也要充场面。

到了清代，尤其是中期以后，这种风气已经变本加厉，“富家嫁女务侈妆奁之丰厚，贫家许字尤索重金，甚有因嫁女而荡产，缘娶妇而倾家者，以至穷苦小民，老死而不能婚”。这种风气席卷到了国内许多地区。比如湖南桂阳县，乾隆以后，女家以奢华为时尚，衣服由棉布改绫缎，首饰变铜角为金银、珠翠，水涨船高，男家的聘礼也一增再增，哪怕是中产之家，也难以担负。广东博罗县，乾隆时候起，人们结亲，从论门第变成直接讲钱财。河南内乡县，康熙以后，婚姻就多论财，女方父母苛索聘礼，男方也要计较妆奁厚薄。就连大西北的陕西洛川县，雍正、乾隆之际，也掀起了婚礼讲排场的风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郭松义所著的《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一书。这本书借助史料计算了清代中后期各地婚聘财礼负担。雍正初年，各省聘礼在40两-300两不等，而到了嘉庆年间，山西长子县，“巨室百金，庶民钱数千”，山西乡宁县在光绪末年，聘金为“200千”。雍正年间，浙江当地，“嫁女费银数百两至数千两”，到了清末，浙江黄岩县，则需数千金。同样，在广东广州等地，乾隆、嘉庆之际，“嫁一女，娶一妇，用银至数百两、数千两之多”；广东阳江县，道光年间“动逾千金”。在福建不同地区，婚嫁耗费行情不同，但哪怕最低，也要“百余金”。

也就意味着，无论南方北方，不管沿海还是内地，一次婚嫁耗费少则几十两，多则百余两、几百两，甚至上千两，对于各地中产之家都是非常沉重的。“一娶一嫁，使本不富裕的家庭几乎陷入窘境”。浙江温州一带，更有嫁女“破娘家”的说法。

《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书中指出，婚嫁花费奢靡之风，冲击了传统礼制。尤其是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婚嫁排场越来越大，这不免触犯朝廷规定，口子一开，将无法抑制。比如婚嫁宴请用笙鼓细乐助兴，新人花轿之前要鸣金开道，依照礼制需要贵胄品官才能为之，但各地白丁之家不惜斥重金为之，这当然就是僭越。

虽然清朝朝廷和地方官府对于礼法僭越现象十分警惕，动辄开展整治，还以反对浪费为名对百姓进行劝导，但如书作者所说，商品经济发达本身带动了阶层流动，很多骤得富贵的家庭希望通过排场豪华来弥补与高门的家世差距，这种做法很容易通过财富运作而得到事实上的豁免，更因此上行下效，最终无法杜绝。

婚嫁奢靡对于传统婚姻秩序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不同于近年来兴起的男方向女方单方面交托彩礼的做法，明清时期的婚嫁耗费，男女双方家庭都要花费巨资，总体上是相当的，如果男方付出高额聘金，而女方给出的陪嫁十分可怜，女方在新家的地位将得不到保证。而女方家庭更是会受到讥讽，所以为了给嫁出去的女儿以颜面，给女方家庭以脸面，就必须尽可能丰厚配给妆奁。

很自然，一个社会中权势、财富的分配总是高度不均衡的，多数百姓的家庭财力有限，婚嫁奢靡、攀比之风下，难以摆脱，这种情况下，很多适龄男女将得不到婚嫁的机会，更有甚者，家贫者不惜溺婴。尤其是贫民家庭惯以溺杀女婴。

这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虽然总体上适龄男子不能不娶，女子不能不嫁，但是实在无法嫁娶，光棍男子在家庭中仍算得上是劳力补充，而女子在农业社会的家庭中只能承担辅助性、补充性角色。

《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书中检视多地地方志发现，明清不同时期各地均有大量溺杀女婴的记录，尤其是在嫁娶奢侈之风兴起后，溺杀之风便陡然升温。这也是清代民间始终有忌讳生女、养女看法，将女儿看成是“赔钱货”的说法。这种情况下，各地的男女性别比例便严重失衡，从而使得家贫男子更难成婚。

总的来说，《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这本书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清代婚姻以及相关联的社会关系，采用伦理学、心理学、统计学的研究理论，汇集了方志、族谱、年谱、档案等历史文献，对清代的婚姻关系作了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全面研究与考察。书中内容涉及清代婚姻的社会圈、地域圈、婚育年龄、童养媳、入赘婚、妾、节烈妇女和贞女、妇女再嫁等问题，考证坚实，富有创见，对于读者了解清代社会尤其是家庭、婚姻问题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书名：《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与社会》

作者：郭松义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