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河南省第一家综合性大学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获准成立，第一任社长是由副校长陈信春教授兼任的，总编辑是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教授，常务副社长是外语系的著名教授赵帆声先生，副总编是数学系的孙荣光教授、中文系的管金鳞教授，主管社务、出版、印刷、发行的是副社长朱铅身教授。建社伊始，从学校财务处借款5万元作为开办经费，办公地点也是借用的现河南大学明伦校区西一斋二楼的三间小房，总面积不过100平米左右，办公用具是几张学生用的自修桌和几个方凳，还有几个从图书馆搬来的木质书架，这大概就是出版社的全部家当了。

西一斋是河大著名的近代“中西合璧”风格建筑群中的“十二斋房”之一，位于南大门与大礼堂中轴线的东南侧，始建于1921--1927年间。当初是青年教师的公寓，仿古砖木结构，门口上悬垂花门罩，四角浮雕垂柱，垂柱间有三十余幅镂空木雕梅、兰、竹、菊、祥瑞灵兽等图案，敷彩藻饰，其文气氤氲，令人肃然。河南大学出版社在此创始，虽条件简陋，但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积淀深厚的典雅气息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河南大学出版社成立之后，就提出了“服务教育事业，打造学术精品”的办社宗旨。几位社领导首先考虑的是怎么出好第一批学术著作。于是，中文系著名古文学家、文字学家、书法家高文教授的著作《汉碑集释》被列入了首批出版选题计划。

我自1981年1月从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后，受中文系委派跟随高文先生作科研助手。在侍学高先生之后，才迈出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习的第一步。大学中文系四年本科的学习，对于专业研究来说，只是初入门径，遑论治学方法了。好在先生学问博大精深而治学严谨，视生如子而诲人不倦，言传身教，释疑解惑，一丝不苟，每有科研项目均让我参与其中，在参与的过程中接受系统的基本功训练，其中帮助先生整理、出版《汉碑集释》，使我在文字、音韵、训诂、书法及文史、古典文学、古文论、金石学等领域的学习研究获益匪浅，尤其在治学方法上终生受益。

高文先生对汉碑的研究始于1934年，时年26岁。是年5月，先生进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第一期学习，学制两年，这是金陵大学自成立之后开办的第一届研究生班，旨在造就高级国学专门人才。该期招生16人，现知的的学生有沈祖棻、曾昭燏、高文、吴白匋、佘贤勋、章荑荪、徐复、萧印唐、游寿等。这一届研究班没有明确划分专业，而是将研究范围分为中国文学、文字学、史学和哲学四个方向。国学研究班同时聘请胡小石、胡翔冬、黄季刚、吴瞿安、刘衡如、刘继宣诸先生担任指导老师，并聘请欧阳竟无先生开设佛学讲座。

据高文先生回忆，在金陵大学第一期国学研究班学习期间，由于受业师胡小石、黄季刚、吴瞿安、刘继宣等先生的影响，对汉碑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在整理“高文年谱”期间，梳理了《汉碑集释》各篇的研究手稿、札记及参考文献、发表时间。1937年6月，高文先生29岁，在金陵大学第一届“国学研究班”毕业后留校任教，受聘国文系讲师，即开始收集汉碑拓片及研读前人关于汉碑的文献；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隶续》、王昶《金石萃编》等，参以《史记》《汉书》《后汉书》、郦道元《水经注》、考古发掘报告等史书、地志和新材料，运用丰厚的学养积累和扎实的朴学考据功底，证史误，考源流，辨异同，补佚文，解疑惑，释难题，究书变，开辟了汉碑与正史互证、文字释读勘误、碑文史料钩沉、书体流变规律等新的研究领域。

同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军侵占北平；10月，侵占苏州，逼胁南京；11月25日，金陵大学师生分三批出南京西迁，历时三个月，经汉口、宜昌、重庆沿江西上到达成都华西坝，借用华西协合大学的部分校舍重新开学。先生孤身离家，随校第一批西迁师生到达成都华西坝，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仍然坚持进行国文教学和汉碑研究。1940年，由金陵大学文学系主办的《斯文》（半月刊）创刊，先生把自己多年研究汉碑的成果《石门颂集释》（上）首次发表在创刊号上，此后，在《斯文》杂志上相继发表了《石门颂集释》（下）、《礼器碑集释》（一）（二）（三）（四）《史晨前碑集释》《史晨后碑集释》《华山碑集释》《乙瑛碑集释》等十多篇关于汉碑研究的文章。此后辗转迁徙，曾短暂在西北大学、南京边疆学校国文系任教，1951年9月到开封河南师范大学（今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定居，直至1985年8月《汉碑集释》结集出版，历时50余年，先生始终没有中断对汉碑的研究。

1983年初，先生开始整理《汉碑集释》的手稿。由于当时的手稿及发表在《斯文》杂志上的铅排稿都是采用繁体竖排、文中双行注，加上大量的手稿修改和札记飘条，所以需要重新抄写，除了我专职抄写了较多的手稿之外，还请了当时在中文系就读的研究生张家顺、李贤臣、屈光等人参加了抄写。抄写时统一使用河南大学办公用的每页800字的方格稿纸，繁体竖行，格式仍然依照原式，抄写后由高文先生通读定稿，大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陆续完成了齐、清、定的重抄全稿。

1985年2月，河南大学出版社成立，时值高文先生的《汉碑集释》脱稿，总编辑朱绍侯先生闻知，即推荐作为建社后的第一本书编辑出版。由于该书的编辑难度较大，总编辑朱绍侯先生就亲自担任了责编。朱先生是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曾主编过教育部大学文科通用教材《中国古代史》，对汉碑史料亦十分熟悉，在通审稿件后，还特意拿出自己收藏的汉碑拓片《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送给高文先生以作增补。高文先生十分重视，随即就进行了考疏，并认为就史料价值来说，“石券”刻于东汉建初二年（公元77年），记载了东汉初期存在侍廷里组织“父老僤”对公共资产“容田”进行轮值管理的制度，同时也说明了汉代已有通过集体产权维系基层治理的模式。就汉字流变及书体演化来说，也证明了在东汉初期篆书向隶书过度阶段出现的“八分书”多用于大碑形制，而民间仍多用笔法随意、方圆并济、有行无列、古拙朴茂的隶书。

大约在85年的4月初，朱绍侯总编、朱铅身副社长让我和校对汪一民先生到西一斋的出版社办公室，安排《汉碑集释》排版、校对与印刷事宜，决定派我和汪一民先生到兰考县印刷厂驻厂编校，尽快完成建社第一本书的出版，以为河南大学出版社建社的庆典。朱绍侯先生对我解释说：你手抄和核对过全部稿件，又帮助查核过引文资料，对内容比较熟悉，作为高文先生的助手，请你到印刷厂帮助排版可以就地解决问题。稿件中很多异体字只有你才能及时给出处理意见，如有疑难问题，集中由你负责定期回校与高先生请教解决。限于条件，全书还要改为简体横排，大量的异体字需要人工手刻，这可是个繁重的任务啊，希望你们能够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我当时的确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满怀信心的答应下来，心中充满了难掩的激动：我要亲手为待我如子、耳提面命的高文先生去编校出版著作了！由于当年9月是河南大学建校73周年纪念，要求在校庆以前出版；同时又是河南大学出版社建设以后出版的第一本图书！编辑出版，学术研究，出版专著——一个知识分子终生的追求啊，多么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人生能有如此机缘，真是得天独厚！我为先生而高兴，也为自己获得这样的学习机会而激奋不已。

在出发去兰考印刷厂之前，我去高先生家请教注意事项。先生说，昔人谓校书如秋风落叶，扫而愈有，勒成一书，尤为难也。其难在于细心，事虽繁琐，但工夫在细微处，可反复读通原文，一篇一校，带上工具书，对繁简转换要特别注意，处置有据，便不难了。在说到由于印刷条件及时间紧迫的限制，不得不把全书改为简体横排的时候，先生不无遗憾地说：要是能够繁体竖排就更好了，有些问题是简体字无法处理的。但事已至此，就勉力而为吧。

在辞别先生之后，我一直在想：这部凝聚先生30余年心血的学术巨著，什么时候才能如先生所愿重新以繁体竖排出版呢？

   很快，我和汪一民先生到了兰考，住在了兰考县委招待所，放下行李，就直奔兰考县印刷厂。厂长是一位从北京下乡到兰考的知青，可惜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厂长在北京干过印刷，性情豪爽，见面就带着我和汪一民先生参观车间，从化铅、铸字、捡排、定版、拼版、印刷到锌板照相磨铣，还有折页、刷胶、装订、裁切车间，一应俱全，就当时的印刷技术和设备条件来说，能接下来这本书的印刷已经是很不错的厂了。厂长还自豪的告诉我们，这套锌板照相磨铣设备还是他上任以后从北京购置的呢，一般的县印刷厂还真没有。

接下来便是分稿捡排了。厂长把所有的捡排工人集中起来，按人分了稿件。由于每一通汉碑的正文和释文独立成章，不用接排，所以在定下页面版式、字号之后就可以多人同时排版了。当天排出了样张，一校就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异体字根本就没有字模，特别是原碑上的一些碑别字今文、古文混用，篆、隶相间，一字数体十分多见，怎么处理？我连夜赶回学校面见朱先生，朱先生又带我一起去见高先生，商议后决定用手工刻字的方法解决。在5毫米见方的铅字模上刻字可不是件容易的手艺！好在兰考印刷厂有一个铅刻熟练的刻字师傅，由我把需刻的字先描摹出来，再请他在铅字模块上刻出，因为在铅块上不能书写，刻字师傅只能一边看着纸稿，一边下刀刻制，我看着他先均分字面，然后阳刻反字点画，先简后繁，虽不能刻出圆转的弧形笔画，但总算解决了问题。一共刻了1000多个异体字，翻检1985版的《汉碑集释》，这些手刻的铅字历历可见，也算是该版的一个特色吧。

在兰考印刷厂奋战了四个多月，白天在车间和拣字师傅们一同排版、拼版、打样，随时解答工人们提出的手抄稿中由繁转简字的疑问；晚上再回到住处和汪一民先生一起校对。当天排好的稿样当天晚上必须校完，以保证第二天再交给排字工人修改。我和汪一民先生戏称这是“随排随校法”，即排即校，一日一清，有错即改，流水作业，不计校次，大多数页码改上四、五遍是常事。到了六月，酷热难耐，白天排字车间里还有几个大风扇吹风降温，晚上回到招待所，我和汪一民先生共居一个小房间，房顶吊一个风扇，怕吹乱桌上的校对散页，吊扇的档速不能太高，风小又挡不住蚊虫叮咬，汪一民先生着长袖衣裤，我只好钻进蚊帐里校稿，时常工作到翌日凌晨左右，真是体会到了“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艰辛。

把全部稿子排出来以后，刷了两套，加上前面的彩插，发现页码过多——那时全是手工折页、锁线、刷胶并包压封面，加之兰考印刷厂设备有限，书脊太厚就无法保证装订质量。出版社和印厂商量的结果，决定删减一部分内容。于是我把全部稿样送给高文先生，先生翻看以后就决定把《杨统碑》《杨震碑》《杨著碑》和《郑季宣碑》（附碑阴）暂时删掉。先生很不舍地抽去了这些稿样，并说：等以后有机会重版时再增补吧。最后删定的稿样送回出版社后，请编辑们分头进行最后的编校加工，当时的美编王小木已经设计好了封面，插页也打好了小样，返给兰考印刷厂印刷，一共印了1000册。就这样，河南大学出版社成立后的第一本书——《汉碑集释》终于出版了。当我把溢着油墨香味的样书送给高文先生的时候，先生高兴地快速翻阅一过，连声说道：“谢谢，谢谢！”出书的兴奋与对出版社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没过几天，先生叫我去家中谈话。原来是先生又仔细审读了全文，在肯定我们的付出之外，还和我说到《汉碑集释》出版后的一些遗憾：一是文字的差错。由于时间仓促，人手有限，《郑固碑》竟脱漏了一整段192字之多（后来核查是因为付印拼版时丢失了一块（半页）铅板造成的），还有一些文字的讹误；二是由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使该书的学术价值受到一定影响；三是手工刻写的碑别字形体失准，对于研究汉字的流变失去了参照实例；四是没有条件使用珂罗版技术印制整碑原拓和文字细部，不能让读者直观地认识汉碑的形制及其功能的演变等等。先生还说，章学诚先生曾言“著述者，所以明道也”，先师黄季刚先生“年五十当著纸笔”，故出书需极慎重。出书如生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写作、校雠的过程十分重要，要尽最大可能减少差错，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文责自负嘛！看到先生在审阅过的书页上认真地标出了错处，使我既感动又内疚，同时对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更为敬佩。

1993年8月，《汉碑集释》再版，高文先生又亲自对第一版中出现的舛误进行了一次修订，虽然改正了其中文字的脱衍讹误，但仍为简体横行，铅刻的碑别字改为拼造字，原碑拓片未附，删去的部分亦未增补，仍然留下了一些出版的不足——当然，这是后话。

时值河南大学出版社建社四十周年，我又有幸在2000年1月至2006年5月间担任过社长，同任过社长的云鹏兄嘱我写一段纪念的文字，于是便记下了河大社成立后出版第一本书《汉碑集释》时亲历的往事。加之从学高文先生有年，先生贤德润身、传道授业、淡泊名利、治学严谨的精神一直在我心中潜然成规；恰逢文学院、出版社诸位同仁约我修订的《汉碑集释》第三版将在此时出版，有感于先生遗愿得偿，缺憾有补，惠于学界，河大校训谓“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这些学术出版的善举和精益求精，不就是对校训最好的诠释和对河大出版社最有意义的庆贺吗？

2025年6月26日于步高斋